三國時代基本上是曠日持久的“內戰”時代，在對外作戰方面，鮮有“傳奇”。

但鮮者，并非無有，只是少見，東漢末期乃至三國近一個世紀，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從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國部隊不得不騰出空來，對外征戰。其中最著名的戰例有兩起，一是曹操北征烏桓，二是諸葛亮南征孟獲。

后人在評價這兩起“外戰”時，大多“愛憎分明”。對曹操北征烏桓，貶者居多；對諸葛亮南征孟獲，贊譽一片。

當然，一起征戰，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兩方作用。三國這兩起“外戰”中，諸葛亮南征的“閃光點”名載史冊。那就是以“攻心”為上、“七擒孟獲”的傳奇。

這場外戰史書多有記載，“七擒孟獲”的傳奇大多得到公認。傳奇不是傳說，有一定的史實依據。正面評價，“七擒孟獲”是儒家文化“仁者無敵”的延伸與升華。這也是最能體現諸葛亮具備“正統漢才”的戰例，諸葛亮的“正統漢才”，吸取了先秦兩漢以來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思想，治軍偏重于法，理政則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為儒家思想。面對周邊甚多少數民族地區，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對策，體現了“漢才”的寬仁。這對于收服“南夷”的人心，無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領孟獲最終對諸葛亮的“漢才”感佩不已，那里不僅有“智勇”，更有“仁義”。

然而，后人在總結“諸葛亮式的外戰”成功經驗同時，往往忽略了硬幣的另一面：“諸葛亮式外戰”既有長效的正面影響，也有一個長效“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不是“雞蛋里挑骨頭”，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經細觀，不易察覺。

諸葛亮南征，又稱南中平定戰，主要征戰對象是南方彝族叛軍，由于戰爭發生在先帝劉備夷陵大敗、蜀軍元氣大傷之際，所以南征軍力有限，總兵力大約在3萬人。

戰役結束后，蜀軍“不留兵，不運糧”，孟獲“因禍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職——御史中丞，諸葛亮不留兵，是想“凈身出戶”地走出南中，但是，他還是留下了“非物質遺產”，這個遺產就是——“因夷而貴”、“因犯而養”的范例。

諸葛亮“夷人治夷”，對拉攏當地人心是有好處的，但震懾力卻大打折扣，尤其是對于犯漢的外族雖然不是一場大戰役，但畢竟派出了3萬軍人，血淋淋的戰爭，變成了“捉放游戲”，沒人計算這場“游戲”中川軍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場廝殺，連野獸大象都上陣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虛擬戰爭。川軍的生命，如此無辜，自己隊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錢，就為了陪孟獲玩？夷人不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恩有了，德發揚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諸葛亮式外戰”的兩個副作用暴露明顯：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敵優待。它發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優待”的信號，這種模式成為傳統，就會長效作用，把“夷”慣壞。

事實也確實如此。“諸葛亮式外戰”其實是自漢以來，受到儒家洗禮的中國軍隊，確立的對外征戰的一個基調，“懷柔遠人”、“尚德抑武”之經，為對外征戰的漢軍的牙齒裝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國手腳。

儒家文化“仁、義、禮”，強調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懷柔遠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統而不治”、“撫而不治”是為常用手段。中國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國的對宗主國的感化，從而實現大同理想。

但是，這種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產物，夷狄不會感激大于恐懼，沒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會真正與中國融為一體。

可以想見，如果諸葛亮征戰的是北方游牧部落，無論怎樣感化，是很難“喂飽”對方的。到頭來，得到的，很可能是“東郭先生”的下場。

諸葛亮南征之后，孟獲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換算，小小部落首領，享受著蜀漢“大國”的“貢奉”，比搶來得還容易，還香甜，優哉游哉，何樂而不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