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998年，我們單位外聘了一位70多歲的老技師。老人盡管70多歲了，但是身體很硬朗，十幾米高的滑導線架桿，他爬上爬下，很是穩當。

老人不是很 善言談，但時間長了，也就慢慢聊得多了。特別是我，雖然年輕，卻很喜歡和老年人聊天，喜歡從中體味他們的人生經驗，老人也就似乎更愿和我多聊些。

一次，我偶然發現，老人對日語很是精通。問他是什么時候學的，他說是日軍占領時期在學校里學的。問是什么學校，老人說是日本人開辦的專門學校。

后來我就開玩笑說老人當年也是日本人教化下的皇民了。老人既沒有寬容地笑笑，也沒有激烈地反駁。他就那樣毫無表情地沉默了許久。然后，他突然說了句：其實我們當年是準備被送到日本的。

我繼續開玩笑：那好呀，算出國了吧？

老人猶豫了一會，又平靜地說道：日本人要把我們送到日本去下種。

我一時半會竟然沒有反應過來是什么意思。

老人繼續說：日本男人都到外國打仗去了，國內都剩下女人了，他們就在咱們中國選一些身體好、又長得好的年輕男人，教日本話，然后一批批送到日本去給日本女人下種。

我驚詫得張口結舌，一時語塞：真……真的？

老人笑了笑：真的。那個時候我們一開始也不知道，后來聽高年級的人偷偷告訴我們。我的一個高年級的師兄長得精干，身體又好，早早就被提前送走了。過了半年被送回來了。早瘦得不成人形了，腦袋卻腫得這么大——老人用兩手比畫了一下。

我不知道在侵華罪行的資料里有沒有這種記錄，在我，卻是生平第一次聽到這種無恥的罪行。

這是日本人在有計劃地給自己國內的眾多寡婦女人集體召“男妓”嗎？還是在悄悄地實施集體借種的遺傳陰謀？

但無論怎樣，選拔、教育、培養一些健康強壯英俊又懂日本話的后生小伙，為日本國內的女人提供性服務卻是鐵定的事實。

聽到老人的話，我不好再問下去。我知道，對他來說，能把這個事實說給我已經鼓了很大的勇氣。但這件事情從此卻一直盤縈在我的心里，也想再找個合適的機會好好了解了解更具體的情況。

可惜，老人幫助我們修好設備后就離開了我們單位。走前，我打聽好了老人家在哪里住，準備有時間就去他那里好好聊聊。但此后好幾年里，卻因為這樣那樣的雜事一直沒有機會去他那里拜訪。

更遺憾的是，前兩年有次和人閑談，無意中得知老人去世了。

我為自己有意無意的耽誤而后悔，畢竟，這件日本人罪行的事情在我心里翻騰了好幾年了啊。我很想把這個事情好好調查一番因為我記得老人當年說過，現在他們那一批準備送日本的人現在在世的已經不多了。——但耽于自己的俗務，卻一放再放。

幾年來，我留意過各種各樣關于日本人侵華罪行的報道資料。但涉及到把中國年輕男人培養成日本女人性奴隸的卻從來沒有看到過。由此，我越來越感到這個線索的彌足珍貴。

我是個普通的中國人。我感到自己調查這件事情的能力很有限。在這里，我把這個線索提供給大家，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并參與到對這件事情的調查中去。

我們祖先所創造的榮耀，我們這些后人肯定有權利享受，但我們祖先所承受的恥辱，我們這些后人更有責任去了解、去銘記、去洗雪……

我經常看到現在的日本人很高大，就已經十分懷疑是否當年有中國人被借種，我就是不信人種的本身缺陷可以通過生活的習慣的改變而改善，真不知道當年的東北和山東有多少中國人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鬼子偷走送到日本去，實在可憐。

日本人的變態不僅僅體現在對中國同胞的做法，對于日本本國國內的婦女更是變態。二戰時慰安婦的遭遇更讓人看出日本的惡心程度。慰安婦因無法生育竟被扔進了深山。

林亞金說什么時候別人都這樣說她，生不了小孩，村里面都講，就是因為那個事情，因為被日本人欺負過，村里人才這樣對她。因為村里人的不理解，林亞金離開家，一個人住到了山上——

1939年，侵華日軍占領海南島后，先后在三亞、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個慰安所。被抓進慰安所的，大多都是只有十幾歲的黎族和苗族女孩子，這些中國少女們的噩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