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農抑商，房地產不算“朝廷支柱產業”，在民國之前，一直都沒有商業化的房地產公司。但類似現在房地產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編的《太平廣記》里就記載了唐德宗時期一個叫竇乂的房地產大亨。這竇乂是個商業神童，以他的社會關系，走仕途并非難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貢——一個靠經商而“富可敵國”、能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富豪。竇乂13歲那年，他舅舅從安州回鄉，帶了一車安州特產絲鞋作禮物，大家一哄而上，挑揀自己合意的鞋子。竇乂站在一旁淡定地看著，等大家都挑好了，他對舅舅說，剩下都給我吧。竇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賣掉，得了五百錢，小小年紀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竇乂用這些錢買了兩把鏟子挖土種榆樹，五年成林賣掉，大賺一筆，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他又用這筆錢投資手工業，制造一種新型燃料“法燭”，賺了個盆滿缽溢，擁有了80萬錢身家，開始投資房地產。

竇乂在長安城南低價買下一塊污水橫流的閑置土地，雇人填平，蓋了20多間店鋪，再招商引資，很快形成一個名叫“竇家店”的市場，連波斯人都來租他的鋪子做生意，火得一鋪難求。有人為了弄到鋪面，不惜托關系、走后門，甚至找到皇宮里弄條子，竇乂每天有幾千錢的租金進賬。竇乂諳熟“政商之道”，知道商人沒有什么社會地位，更需要政治來撐腰。他聽說太尉李晟是皇帝身邊的紅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歡打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買地皮建造，總共花了100萬錢，將一個漂亮的馬球場送給李晟作健身之用。于是，竇乂在李晟的保駕護航下，在商業上開疆拓土，不到40歲就成了長安首富，人稱“竇半城”。

只是像竇乂這樣的房地產商并不多，因為搞房地產開發需要大資金，古代雖有錢莊，但并不像現在得銀行能貸款，沒有一定的現金流，很難搞大規模開發。再說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獲批的。如唐玄宗時期的政策是，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給一畝宅基;賤民家庭，每五口人給一畝宅基。哪怕是購買“住宅用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指標，超過一畝就要打十大板。除非像《資治通鑒》所記載的，一些皇親國戚、朝廷重臣染指房地產開發，這些人通天達地，搞得到錢，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產市場以“二手房交易”為主，供給有限而造價又高，必致房價不菲。

有買有賣。說了這賣房的，再來說說買房的，那心酸跟現在的房奴有得一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記載的平頭百姓的事少得可憐，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羅古代買房的一點事，還是官員買房那點兒事。不過，按慣例，官員為皇帝打工，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費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免費居住，或廉價租住。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雜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記載的明代淳安縣署官舍為例吧，知縣官舍的家具雜用有63種，200余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配備不可謂不齊全。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公家的東西不得帶走。《萍洲可談》里講到，王安石從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家，沒過幾天，“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藤床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鐵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來，就得搬出去。如此，哪個官員不希望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買房哪兒是那么容易的事。還是拿唐代來說吧，大詩人白居易可謂一路官運亨通，28歲考中舉人，29歲考中進士，32歲做“校書郎”，級別是正九品，每月工資16000錢，收入不算低，卻仍買不起房。京城寸土寸金，房價貴得嚇人。大約京城官舍又緊張，白居易級別低，連官舍都沒有資格租住，只好在長安東郊長樂里租了四間茅屋。他在《卜居》中感嘆：“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說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連蝸牛都不如。

白居易后來攢了一些錢，在陜西渭南縣，也就是長安遠郊，買下一處宅子，總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樣是大作家，北宋的蘇軾更慘，在京師開封為官多年，級別也不低，愣是買不起房子，兒子要結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辦喜事。蘇軾的弟弟蘇轍，做官多年也買不起房，為此他在詩中自嘲：“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說起房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比現在的房奴還不如。為了一圓房子夢，蘇轍傾其畢生積蓄，買地蓋房，老朽一枚才成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古今的房奴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