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洪承疇面前存在著死不低頭的張春、黃道周等人，存在著“矢死崇禎人”的傅山、顧炎武等人，要想將洪承疇納入促進“統一中國”的歷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個對“中華民族的團結”有貢獻的正面人物，就存在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邏輯困難，哪怕是將歷史再多顛倒幾遍也不行。

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為“漢奸”洪承疇翻案的聲音起，30多年來，與之有關的話題一直是熱鬧非凡。在1991年出版第一部洪承疇的傳記后，再版、改編的書籍層出不窮，以洪承疇為主角的戲劇、影視也是連番登場。固然有某本新書書名所說的“開清第一功”的聲音振聾發聵，而“滅明第一人”的洪承疇也絕非擔了虛名。哪怕是在全球化視野下的今天，這個300多年前的歷史人物，依然會牽動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可見，歷史永遠也無法割斷與現實千絲萬縷的聯系。

不管采取何種立場，尊重歷史事實是摒棄歷史虛無主義的基本前提。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洪承疇作為明朝第一高位的降清大臣，給予明朝直接而致命的打擊是：以薊遼總督的身份降清——明朝方面掌握國家最高軍事機密的主事人，泄露了由朝鮮香山和尚獨步僧穿梭聯絡、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朝鮮與明朝的秘密軍事合作計劃，其中一個具體步驟是會合登萊明朝水師與朝鮮總兵林慶業的船隊，在義州截殺清軍。而朝鮮出兵的目的是為了救回在沈陽做人質的朝鮮太子和麟坪大君。洪承疇的泄密，不僅使朝鮮方面主持其事及執行計劃的大臣沈器遠、將軍林慶業等遭殺害、滅族，還導致了朝鮮朝廷中的“擁明派”被一掃而空，也為朝鮮徹底轉向清朝掃清了障礙。對整個東亞政治格局的變化而言，所起的作用也非同小可。朝鮮大臣所謂“多小情款，都付回人，血泣封緘，肝腸欲裂，萬萬不宣”的沉痛，300年后依然血淚淋漓。這就是洪承疇過去未曾顯露出來的一個“本來面目”。

洪承疇還有一個未曾顯露的“本來面目”是參贊清廷殺害崇禎太子朱慈烺，以雙手沾血的方式，通過了清廷的甄別和“染缸”政策的考驗，為徹底斬斷明朝皇統，消除明朝的政治影響再助一臂之力。當時的歷史情境是擁立明太子、重建明朝與清兵入關、奪取中原是水火不相容之事，如果擁立得逞，即使清兵入關不至于白跑一趟，也會讓奪取中原成為畫餅，更會面對與重建的明朝的戰爭。在通過這次考驗之后，洪承疇得以就任招撫江南大學士、西南五省經略等要職，都是以過河卒子的身份往前拱行時留下的痕跡而已。因此才會有歷史學家發出世上若無洪承疇的感慨，這是站在明朝立場上的感嘆。

在清興已成既定事實的情況下，再設想如果洪承疇忠于明朝，明朝是否就可長保不亡，這未嘗不是無意義的空想。除了寄托某種情懷之外，對理解歷史本身無實質裨益。而洪承疇在清朝的歷史，正如他在明朝的歷史一樣，也是可說可感可嘆，并且是能夠說得清楚的。但是要談“開清第一功”，就不能撇開洪承疇作為“滅明第一人”的角色參照體系。洪承疇的后半生，準確地說，就是一段扶清滅明的歷史，這也是他“本來面目”的一個方面。至于后世的讀者、看客，愿意站在什么立場，那是個人自由和意愿的選擇，無需多論。但歷史的原則是需要公平，需要參照——即使是以一個“他者”的立場，也要周知、關照到歷史事實的方方面面。

不管從哪個話題出發，都要理解、尊重歷史情境。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這是不能不貫徹的原則和精神。比如有關300多年前洪承疇為何要降清的話題，歷史記載既多又亂，可見這是一個能夠引發歷代大眾興趣的話題。雖不能起洪承疇于地下，但可以肯定的基本事實是：絕食求死曾是洪承疇在被俘的最初幾天里一鼓作氣干過的事，但沒有堅持多久。所以百余年后，乾隆皇帝判斷洪承疇是“悻生畏死”也不是無中生有。想必，即使不是清朝的皇帝，而是洪承疇的發小或家人這么說，恐怕他也沒有什么反駁的余地。如果照顧到最易化解國家、民族、道德、文化等宏大敘事體系的私密親情，承認人性的弱點，夾起尾巴低調做個兩截人，不比將洪承疇塑造為順應歷史潮流、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等畫虎類狗的形象更加明智？比洪承疇更早被俘的明朝督陣監軍兵備道、太仆寺少卿張春，為促成明朝與后金乃至清朝的和議，以“難夫”身份“流離殊域”十年整，堅不剃頭，居古廟，服故衣冠，“苦留講和”不失臣節而死，也不放棄忠明立場，終于成全了素志。只要在洪承疇面前存在著死不低頭的張春、黃道周等人，存在著“矢死崇禎人”的傅山、顧炎武等人，要想將其納入促進“統一中國”的歷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個對“中華民族的團結”有貢獻的正面人物，就存在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邏輯困難，哪怕是將歷史再多顛倒幾遍也不行。這就是宏大敘事在歷史情境面前遭遇到的無情困境。

1642年的國家叫明朝，1642年的國家也可以叫清朝。明朝本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再讓清朝來統一一次，這體現出了什么歷史發展趨勢？在洪承疇降清以后的100多年里，清朝確實是開疆拓土，奠定了比明朝更廣闊的疆域，但這種情形可是在洪承疇投降之初就能看得出來并能作出的正確抉擇？在洪承疇降清后的10年、20年、30年乃至40年里，上從大清皇帝下至三四朝老臣仍看不出“歷史發展方向”的例子比比皆是，洪承疇難不成是一個有千里眼技能的歷史先知？何況清朝除了開疆拓土的超越之外，帝王專制主義的弊病也達到了空前絕后的超越。在西方資本主義凱歌行進于大航海時代、文藝復興運動蓬勃開展之時，清朝士大夫則被徹底打斷了脊梁，只能趴在地上跪呼萬歲，民族的創造力和活力被遏制在萬馬齊喑的局面中。一個屈辱痛楚的近代正在不遠處的將來等待它的蹣跚入彀，這不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嗎？當時的洪承疇，除了在降清做“貳臣”或求死做烈士的選擇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道路或是更佳、最佳的選擇，這樣的話題或許還會更有意思一點。

再看看怎么也繞不開的民族話題。當時的民族固然不止滿、漢兩族，但滿、漢之間界限森嚴，不可逾越，這是由清朝國家的法律所規定的現實。首崇滿洲的國策，旗民分治的格局，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習俗，無不彰顯著勝利者不可挑戰的威權與地位。失敗的明朝官民，在明朝滅亡后繼續進行的反抗斗爭和抵抗運動，被稱作“阻礙清朝統一中國”，這種用現代語境去強奸歷史的做法，與讓洪承疇穿上中山裝出演電視劇又有什么區別？而真實的劇情是：盡管是以盡力“周旋滿臣”而聞名、并早已出人頭地的洪承疇，也以為自己放棄國家(明朝)和民族(漢族)的身份，申請加入清朝國家的八旗漢軍籍貫，就能得到滿族的身份證，可工資卻依然是按照漢人的標準發放——這不是給苦心孤詣往洪承疇臉上貼促進“民族團結”標簽的贊頌者甩了一個大耳刮嗎？想當初，洪承疇希望變成滿人的心情有多迫切，可歷史偏偏是這么無情又鐵血——在滿族人的幸福時代，哪怕是入旗的漢人依然非我族類！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空談洪承疇降清促進了“民族團結”，除了無聊，真看不出還有什么意義。即使清初最會做文章的江南才子陳名夏以及洪承疇的學生，為了替朋友和老師做出忠孝文章，也只能將他的生平一刀兩斷。只有徹底斬斷他與明朝的聯系，就清言清，在清為清，才能開談“開清第一功”之類的話題。而這種話題早已被清人做得題無剩義，重拾牙慧很有意思嗎？

洪承疇降清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分歧、文化多元的時代。當時有個山東御史羅國士就說起過：“如今說忠孝，真是酸腐人！”可見那個時代也不只流行一種價值標準，不存在一個純粹、單一的語境。即使在那樣的語境里，做文章的文人學士們仍小心翼翼地不去觸碰某些底線，反倒是打倒了孔家店后，經歷現代文化思潮洗禮的學者文人們肆無忌憚到了極點：將一個戰戰兢兢、處處受摧折的貳臣，塑造成能逃出如來佛掌心的孫悟空。說實在的，那些假大空的標簽和貼金還是不要了，或許更體面些。平心而論，無論對明朝還是對清朝來說，洪承疇都是一個人才，一個至關重要的肱骨大臣，并非可有可無的閑雜人等。自然他的選擇，也就不是一種無關輕重的個人自由，而被賦予了承擔歷史興亡的大責，不管他是主動還是被動地到了這個位置。或許他可以選擇放棄，但他不能選擇背叛——這是作為一個肉食者、一個享受高官厚祿的朝廷高官，從踏上仕途伊始就該明白的一點;也是作為存在社會之中的個體，應該照顧到的基本倫理道德。在任何政治規則中，背叛永遠都是不被原諒的致命傷，這也是擁有“開清第一功”的洪承疇，又被清朝皇帝納入“貳臣”行列的內在原因。

洪承疇的選擇和作為，首先照顧了自己作為生物自然人的本能，而拋棄了其他存在的需要關照的社會、政治層面關系。這一點洪承疇自己應該很明白，所以降清后的他從來都是舉輕若重，如履薄冰——借助退讓不爭以全身遠禍，以無為待機謀取功利善巧，這在他后半生的三次辭職中有充分的體現。作為一個能熟練處理政治危局的事功官員，洪承疇之所以能在那個成王敗寇的嚴酷時代，在那個興衰無常的歷史夾縫中占有一席之地，恰恰是得益于他前半生所學的儒家思想和中庸之道。這使他能夠在處理復雜政治局面和轉圜各種人際關系時，歷練圓融達到了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程度，從而成為不少后學、鄉賢的榜樣，在成敗轉頭空的漁樵閑話中，留下了他特有的不傳之秘與度人金針。

總而言之，不管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還是500年、1000年的歷史情境里，歷史人物所服務的對象和活動環境中始終存在著一些難以改變的原則和底線，比如由忠誠與背叛、公平與正義、道德與事功等基本要素構成的價值評價體系，同時也適用于國家、民族消亡之前的大眾心理結構及普世思維系統。安放生命與放飛靈魂的二難選擇，將永遠困擾著洪承疇這個無法擺脫歷史情境與現實交響的夾縫中人。

(作者楊海英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