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無名氏《鷓鴣天·上元》詞云：“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這首詞描寫的是宋徽宗時候首都汴梁元宵節(jié)車水馬龍的盛況，皇帝與民同樂，大官小吏前呼后擁，老百姓蜂擁而至，人人頭上都戴著各式各樣的花，一路看去，姹紫嫣紅，光彩耀目，恍若花海。

如果說宋人戴花是一種潮流與時尚，那么接受皇帝賞賜的花，便是一種身份與殊榮。宋真宗東封(到泰山封禪)前夕，分別任命陳堯叟、馬知節(jié)為東京(首都)留守和大內都巡檢使。封官完畢，宋真宗把他倆留在宮中宴飲慶賀，君臣三人頭戴鮮艷的牡丹，喝到高興處，宋真宗從自己頭上取下一朵最名貴的牡丹，親自為陳堯叟戴上，讓陳堯叟感激涕零。宴罷出宮，一陣風撲面而來，吹落了一片花瓣，陳堯叟趕忙叫侍從拾起，小心翼翼地揣進懷里，還說：“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之”，鄭重之情，溢于言表。

對于官方來說，戴花是上下級之間聯(lián)絡感情的方式，更是一種禮儀，凡圣節(jié)慶壽、立春入賀、聞喜賜宴、祭祀天地祖先之類的活動中，人人皆戴宮花。《宋史·禮》記載：“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閣門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皇帝召集朝會，戴花是百官必須履行的程序。

花有生花與像生花之分，生花即時令鮮花，像生花是假花，由絹類織物制作而成。宮花屬于像生花一類，是宮廷特制的賞賜品。什么身份戴什么花，什么級別戴幾朵花，都是非常講究、有明文規(guī)定的。

不過，像生花再美，畢竟是假花，遠不如嬌艷名貴的鮮花受人青睞。像與王公大臣交心談話、宮中舉行“釣魚宴”(皇帝牽頭組織的文娛活動)等場合，皇帝賜予的，大都是鮮花，而且身份越尊貴，賜予的鮮花也越珍貴。然而，珍貴鮮花難得，在運送京城的過程中又有保鮮等一系列問題，這讓當時的人們傷透了腦筋。宋真宗時代，洛陽牡丹聞名遐邇，姚黃、魏紫等牡丹珍品更是冠絕一時。但洛陽距京城兩百多公里，以當時騾馬帆舟等落后的運輸條件，要把那些牡丹極品完好地送到京城，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洛陽留守們想盡了辦法。比如，為了防止花瓣掉落，并做到保濕不干，他們把花放置于竹籠，在花的周圍塞滿了嫩綠的菜葉;為了保證枝莖的穩(wěn)固，他們發(fā)明了“蠟封花蒂”的辦法，即用蠟封好花蒂，花可數日不落;為了搶時間，他們還要求送花府校快馬加鞭，晝夜兼程，以“特快專遞”方式送達京城，以博帝王一笑。雖說只是一朵小花，卻實在是一個艱苦卓絕的任務。套用小杜的名句，那真是“一騎紅塵君王笑，無人知是牡丹來”。

宋人愛花戴花之習，從官方層面來說，除了一定的文化愛好和籠絡人心的因素之外，主要是追求奢華和貪圖享樂的表現(xiàn)。什么叫奢侈？用最通俗的話說，就是成千上萬老百姓夜以繼日地勞作，也只能供他們片刻的歡娛、瞬間的消遣，這就是奢侈。“小樓一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杏花。”陸放翁的詩句，濃濃的愁緒，反映著民間的疾苦，流瀉出心底的憤怒。如果他們能少一些奢侈和荒淫，那叫賣聲或許不至于如此悲苦吧？由于統(tǒng)治者窮奢極欲，荒淫無度，從而導致了“靖康之恥”，國都被占，皇帝被俘，曾經輝煌于世的大宋王朝就像一朵即將凋謝的花一樣，偏安一隅，茍延殘喘，最終走向了衰敗和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