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風式的抵制日貨行為，會讓外國人覺著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缺乏強有力的反制和持續性，并從中學到對付中國的‘實用經驗’，認為強硬后適當松一松，中國的態度馬上就軟下來了。但從骨子里，外國人會將中國人看作是一個沒有原則，只講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觀察道。

她愛這些東洋貨 她又恨那些東洋人

“媽呀！全是東洋貨，明兒叫我穿什么衣服？”

在茅盾的小說《林家鋪子》里，林老板女兒因為愛穿“東洋貨”而受人恥笑，“抵制日貨”的人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學，否則就剝光燒掉。

“林小姐的一雙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這許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卻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嗎？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發兵打東三省干嗎呢？不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當年，36歲的茅盾在《林家鋪子》里這樣寫著。

《林家鋪子》寫于1932年6月，正是上海“一·二八”事變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期。

小說中“抵制日貨”的場景，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第二次集體抵制日貨的風潮中。小說中的林老板精于生意卻又膽小怕事，對抵制日貨的浪潮波及他的鋪子感到氣憤;對“一·二八”事變中的中日滬戰，他卻頗為冷漠，“滿街人人為上海的戰爭而沒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時候，林先生始終在籌慮他的正事。”

抵制日貨風潮里，中國普通市民的愛國情感與內心的糾結，《林家鋪子》刻畫得淋漓盡致。

二十世紀初打“經濟牌”很奏效

對于抵制日貨，維基百科的解釋是：這是經濟抵制運動的一種，目標為日本生產的商品。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出現過由民間或政府策動抵制日貨的呼吁或行動，當中包括中國大陸、臺灣以及韓國，還有戰前的美國等。

而這百年中，中國就經歷了多次集體抵制日貨的風潮。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中國商會領導工商界作出迅速反應，提倡使用國貨和抵制日貨。

1919年“五四”運動中，抵制日貨成為愛國學生的自然行動。5月7日晚，北京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召開會議，建議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貨聯合委員會，宣傳抵制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

山東商界也掀起新一輪抵制日貨行動，近萬人召開公民大會，通過罷市決議，檢查焚燒日貨，導致山東省日貨大減，有的近乎絕跡。

但不久，在華日本商業又卷土重來，很快再次占領市場。

“九一八”事變后一個月內，超過100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雇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道，“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據當地的《庸報》報道，有人發現宋則久的商店賣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紐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紐扣的女大衣。宋則久當即開除了主管，并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幫助，國貨商們更是不失時機地利用高漲的愛國熱情宣傳自己的產品。當時中國和日本的紡織工業競爭相當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產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紗廠的競爭。

最著名的例子當數南洋煙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貨的時機大打國貨牌，獲利豐厚，一度與英美煙草公司相抗衡。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針對性地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到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在20世紀上半葉的抵制日貨風潮中，由于“日本制造”產業結構單一，對中國的出口也僅限于紡織品行業，打這種“經濟牌”很容易見效。

他們都摸透中國人的心理了

1955年至1970年，日本經歷了“黃金十五年”。

在這15年內，日本不但年均經濟增長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在“產業立國”路線下，奠定了強大的產業基礎，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名企。而中國，也在上個世紀80年代迎來了改革開放。

進入90年代后，情形又變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而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

在全球產業鏈下，針對國內“抵制日貨”行為，開始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

2005年，由于日本入常及教科書事件，抵制日貨風潮再起。

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發了抵制日貨風潮。

近期，圍繞著釣魚島事件，許多中國人選擇抵制日貨。

孟曉宇是濟南一家銀行員工，在很多日系車出現大幅降價后，像日產“天籟”最高直降五萬，他身邊幾位原本堅定抵制日貨的朋友開始動搖了，喊著要買日系車，因為“價格實在劃得來”，而且，日產、豐田都表示，承諾負擔“意外補償”。

“如今抵制日貨，就像一陣風一樣，今天喊一陣，明天喊一陣的。”孟曉宇覺著，隨著日系車令人心動的“降價潮”，這種集體抵制恐怕也持續不了多長時間。

被這陣風刮走的，還有不少平時在媒體上投放日系車廣告的商家。這些商家表示，現在做廣告也是白投錢，等過了這陣風再投放廣告。“這些人都摸透中國人的心理了。”濟南一家廣告公司的接待員表示。

在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看來，在抵制日貨上，中國人不像韓國人那樣反應激烈，更多時候，中國人的愛國停留在口號上。

周永生注意到，質量差不多的商品，如果在韓國，即使國貨貴，韓國人也要買國貨，除非外國貨便宜太多;而在中國，即使外國貨貴不少，中國人也會選擇外國貨，這牽扯到面子和虛榮心。

而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打的這場貿易戰，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這場貿易戰會持續多久，中國政府、普通百姓和精英階層會作何反應，更是國外輿論關注的焦點。

“一陣風式的抵制日貨行為，會讓外國人覺著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缺乏強有力的反制和持續性，并從中學到對付中國的‘實用經驗’，認為強硬后適當松一松，中國的態度馬上就軟下來了。但從骨子里，外國人會將中國人看作是一個沒有原則，只講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觀察道。

他分析認為，如果這種抵制日貨像一陣風一樣，今后，國人再通過抵制日貨進行反制，效果只能越來越弱，而且左右搖擺中，老百姓也會變得麻木。

面對抵制日貨的呼聲，“商品無罪論”也占據了很大的市場。周永生并不認同這種觀點：

“一種產品，里面不僅有使用性，也有民族性、價值觀、審美觀，一國商品的傳播，也是本國國家文化的傳播。而一國國民在使用別國商品時，也會受到方方面面的感染，受到這個國家的軟化。”

“市場的邊界在哪里，哪些東西應該被金錢衡量，而哪些東西不應該？隨著市場以及市場價值的擴張，市場思維侵入了許多它們本不該存在的領域，是過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變。”《錢不應該買什么》的作者、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認為，我們的社會從拿市場經濟做工具，變成被市場價值所操控。在他看來，這個推斷，也適合于當今中國。

在周永生看來，中國人在民族性方面還很缺乏，特別是經濟利益與愛國發生沖突時。這次中日矛盾，更像是一次喚醒中國人愛國的契機，也是啟發民智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