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了“首都革命”，將溥儀等人趕出了紫禁城，并于此年3月5日遷居天津。此時的文繡已有反抗之意，但卻囿于皇族勢力無法動彈而已，就這樣又過了幾年。而此時的溥儀也更加寵愛皇后婉容。

據《文史精華》記載，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中華民國民法》，該法第四編《親屬》中做出了“允許自愿離婚”的明確規定。這一規定的出臺使文繡如獲至寶，在現代法律精神的鼓舞下和妹妹文珊帶來的新思想的感召下，于1931年8月25日下午，在妹妹文珊的陪同和掩護下、以外出散心為由，毅然決然離開了住所——位于天津和平區鞍山道70號的靜園，住進了天津國民飯店37號房間。

文繡出走靜園的舉動揭開了離婚案的序幕。當時，文繡將一封關于離婚的信交給了聘請的律師張紹曾、張士駿和李洪岳，信中其實還對溥儀有些許幻想：“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獨抱，愁淚暗流，備受虐待，不堪忍受。今茲要求別居。溥應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實行同居。否則唯有相見于法庭。

文繡提出離婚的事掀起了轟動全國的“妃子革命”，當時，有報紙這樣描寫：“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監的威逼，自殺未遂，設計逃出，聘請律師離婚。這是數千年來皇帝老爺宮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而在皇族看來，卻是奇恥大辱。溥儀急忙召來群臣商量對策，甚至派人會見文繡的律師。但律師卻轉達了文繡的決心，溥儀無計可施，只得不再堅持“不許離異”一條，但提出為溥儀的身份起見，不許起訴，不許登報申明。

淑妃離婚后的悲慘境遇

9月16日，《北平晨報》登出這樣一則新聞：《溥儀家庭風波可望和平了結》。文章說，當天午后2時，雙方律師約見，“淑妃(文繡)大勢已趨脫離一層”，“承諭：事已至此，只可照脫離協商條件。”

據史料載，文繡與溥儀最后經過雙方律師兩個月的磋商，終于簽訂了和解議案：一、自立約起，雙方完全脫離關系;二、溥儀付給文繡5.5萬元終身生活費;三、允許文繡帶走常用衣物和用品;四、文繡返回母親家居住永不再嫁;五、雙方互不損害名譽;六、文繡撤回要求法院調解的訴狀，今后不得再提出訴訟。

這場婚姻過后，溥儀在天津靜園內的日常生活并沒有受到影響。第二天，他除了照例召見了鄭孝胥、胡嗣瑗、陳寶琛這些前清的遺老遺少外，還與一個侍從打了兩場網球——溥儀喜歡高爾夫和網球，寄居天津還在靜園修建了一個小型高爾夫和網球場，兩者當中又尤其熱衷網球。但在多年后，溥儀再回首這段婚姻時，也有自己的反思，他認為婚姻失敗的原因在于“我的興趣除了復辟，還是復辟”，事實上，天津的靜園成了溥儀復辟夢想的策源地。

而婚后的文繡也十分悲涼。他雖然拿到5.5萬元的贍養費，但支付過律師費，開銷了出走進住過的高檔賓館房費，以有酬謝了幫過忙的親友人情，回到北平后，手中只余2.6萬元。此后，為求生計，她做過小學老師，糊過紙盒，擺過煙攤，甚至還到工地當過擔泥運磚的小工。1947年，文繡曾在《華北日報》當過校對，后與報社社長的表弟、時任北平行營長官李宗仁部下少校軍需官劉振東結婚。1949年后，劉振東被管制了兩年，而后成為一名清潔工人，家境貧寒，而文繡也于1953年9月因心梗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