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萬國來朝，貿易發達，城管的工作更顯重要了。《舊唐書》中記載：“監市踐于衙，理市治序。”“踐于衙”是指屬于衙門管，比衙門官吏的社會地位要低一些，他們的任務就是“理市治商”。

北宋初期，戰亂未起，城市商業更加發達，《清明上河圖》即是最好見證。城管的工作更繁忙了，政府專門成立了城管大隊，叫“街道司”，工作是維持城市街道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當然也要管理違章搭建、占道經營的商販。據考證，“街道司”的成員一度由士兵擔任，史載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組成的城管大隊。他們比起唐代的監市，明顯更有戰斗力，遇到類似牛二這樣的流氓無賴，也可制伏。

古代城管名稱不一，來源多樣，到了官僚制度相當穩定的明清兩朝，城管多由“胥吏”擔任。“胥”“吏”原本有不同分工，“吏”的地位比“胥”稍高。現在看來，“胥”是當地官員自行聘用的固定差役、徹頭徹尾的臨時工，大多由破落戶、無賴甚至地頭蛇之類充任，有點類似于當下一些地方的“保安隊”。因為“胥”“吏”兩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類辦事人員和差役，后世遂將胥、吏并稱。

后人研究，古代中國官場其實深受胥吏之害，當時的行政管理其實是由胥吏這種身處官僚體系基層的人員所操縱。他們一方面慣于使用欺騙、蒙蔽、行詐、勾結等技巧，選擇性地執行分派給他們的任務，在包括城管在內各種“聯系群眾”的工作中欺壓百姓、敲詐勒索。另一方面，他們又精熟行政細節和運作程序，遂能夠蒙蔽、妨礙、誤導，甚至脅迫比他們更具聲望的上司，可謂欺上瞞下。

胥吏在歷史上有惡名，跟他們臨時工的地位不可分，實際也是明清官僚體制弊端的一個折射—如果像宋朝那樣由士兵來客串，或許形象還會好一些。

古代城管法規很嚴厲

宋代名臣宗澤以臨終前三呼“渡河”而留名青史，實際上他是個文武雙全的人，史料上記載過他管理物價的故事。《春渚紀聞》曾記述，宗澤在汴京任官時，“物價騰貴，至有十倍于前者”。他便派廚師暗訪餅市，發現一個餅估價僅六錢，市價卻要二十錢。宗澤大怒，嚴令賣家不得超過八錢，敢抬價者殺無赦，結果集市物價應聲大跌。

在宋朝，像宗澤這樣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戰爭年代，主要職能不是招商引資，而是維護市場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城管是當時政府的主要工作內容。據考證，宋代城管的職能相當多，類似于集納今天的警察、環衛工、稅務員、消防員、物價檢察員、工商執法人員……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們當然也得管占道經營什么的，但絕非他們工作的重點，他們更多是綜合執法。

宋代城管執法，是有法可依的。

《宋刑統》規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也就是說，對占道經營的，打七十棍，這是相當厲害的處罰了。對亂倒垃圾、影響環境衛生也有規定：“其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響了公共衛生，不只當事人倒霉，連“城管隊長”都跟著挨杖打。

古代的城管立法也很有些歷史，宋之前的唐朝，《唐律》規定，凡侵占大街小道、栽種植物者，都要處以杖笞之刑，還得恢復侵占前的原貌。而對擾亂城市秩序者，處罰更嚴厲：“諸在市及人眾中，故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以故傷人，減故殺傷一等;因失財物者，坐贓論。”可以看出，宋代城管法延續了部分唐代城管法。

當然，古代城管法最狠的是明代，《明會典》除了規定對占道經營、亂丟垃圾進行嚴厲處罰外，就連隨地大小便被抓住了，也可能“枷號一個月發落”，戴上刑具，在街頭示眾一個月。

宋朝曾禁止破墻開店

唐、宋城市化進程很快，但跟唐朝不同的是，宋朝是一個市民社會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唐朝實行嚴格的坊市制，老百姓要想破墻開店，那是堅決不允許的。但北宋的首都汴梁，坊墻已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到處都是繁華而雜亂的商業街，官民雜處，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一種更富有商業氣息與市民氣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首都興起。

當然，這種轉變有個過程，北宋初年，商人們破墻開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時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遷違建，但蓬勃發展的商業態勢無法逆轉，而且能給政府帶來可觀稅收，于是政府以人為本，對自發生長的市民社會、商品經濟妥協了。

宋朝是一個重商社會，商人地位較之歷史上各朝各代上升較多，一些做小本買賣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比如《水滸傳》中武大郎，靠沿街賣餅，也能養活自己與一個漂亮老婆。

“面子”與“肚子”的平衡

應該說，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尋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能保護市民社會的繁榮，又能維護城市的秩序。占道經營是古往今來的城市管理痼疾，宋朝的政府部門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這個規定在《清明上河圖》中還可看到：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如此一來，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致妨礙公共交通。就這樣，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在城市“面子”與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更重要的是，宋朝皇帝很務實，不會讓下屬搞文明城區評選，更不會把街面整潔、小販禁絕作為評選標準，而下屬們也不會在領導出來的時候，像今天一些地方搞些“遮羞墻”什么的。

史載，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車駕行幸”，盡管當時街道狹窄，仁宗卻沒有下令封路，更沒讓人拓寬街道，而是簡化了儀式，“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在等級森嚴的皇權時代，這確實是一個比較“湊合”的皇帝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代的城管，形象當然比今天的同行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