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一直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當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之初，粵語一票之差成為國語（普通話）。而且有鼻子有眼地說，當時在國會內訂立國語時，要求粵語成為中國國語的呼聲相當高。當時廣東籍議員掌握了過半數議席，粵語成為國語理應不成問題；惟孫中山慮及中國之統一問題，逐一向議員游說以漢語北方話作為國語。最終，粵語以一票之差（一說為三票）敗北，漢語北方話成為中華民國國語。

著名作家王蒙提出了另外兩種說法：“因為普通話是1949年以后的官方的一個政策，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把普通話說成是官話，但是這個更早就是更開始就是國語，這個普通話繼承的就是國語，中間沒有什么區別，這個國語那是在民國的時期，還有什么注音符號，b、p、m、f、d、t、n、l、g、k、h，這些都是同時來推廣出來的。最好玩兒的是，我去過好幾個地方，我去洛陽，洛陽人跟我說，當時討論這個國語的時候，當時候選的一個是北京話，一個是洛陽話，我們洛陽話就差一票，如果要是洛陽話勝了呢，咱們現在要說普通話就得是另一個……然后我又到了陜西，陜西又有人跟我說，當時這個確定國語的時候，候選兩個話一個是北京話，一個是陜西話，說我們就差一票。”

到底是哪一種方言當初“差一票”成為國語呢？

國家圖書館珍藏的《國語周刊》第133、134期（1934年4月14日、21日）連載了語言學家黎錦熙的文章《民二讀音統一大會始末記》，詳細介紹了民國二年制定國音和注音字母的過程。黎錦熙本人沒有參加會議，但是與當時的許多與會者熟識，所以這篇文章內容翔實生動，真實地再現了會議的經過。

1912年（民國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恒（稚暉）任主任，并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8條。規定讀音統一會的職責是為審定每一個字的標準讀音，稱為“國音”。每個字的音素定下來之后，還要制定相應的字母來代表每一個音素。讀音統一會員，由教育部延聘若干人；各省推舉2人，由行政長官推舉；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機關選派。此外華僑代表1人。會員的資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須具備下列四條之一：1、精通音韻；2、深通《小學》(古時稱“文字學”為“小學”)；3、通一種或兩種以上外語；4、諳多種方言。最后確定下來的成員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為各省推舉。雖然說各省最多推舉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會員當中以江浙為主，結果來自江蘇的會員有17人，浙江9人，直隸7人，此外福建、廣東、湖南各4人。

從這個組成名單來看，來自廣東的會員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會議結果。當時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著名語言學家王照（“官話合聲字母”的發明人）對于會員構成非常不滿，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來自無錫的就有5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后決定會議實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個會員一票。當時對于一省一票制度爭論也很激烈，來自浙江的汪榮寶聲稱：“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反問：“此語做何解釋？”汪不語，王照接著質問：“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北方會員堅決要求每省一票，威脅說如果通不過就自行解散退出會議。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Y推動下，終于通過了一省一票制度。

讀音統一大會在1913年（民國2年）2月15日開幕，實到44人，來自江蘇的吳敬恒得29票當選議長，王照僅得5票任副議長。會議逐一審定了6500個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國音”。當時為了記錄定下來的“國音”，臨時采用了一套注音符號系統。字音確定以后，下一個任務是核定音素，并且確定一套字母系統來表示音素。按照黎錦熙先生的記述，會議進行到這個地步，出席者日漸稀少，但是對于“字母”問題幾乎打起架來。當時字母提案頗多，但總結起來主要有3個方案：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漢字，取其偏旁為字母；2、符號派，主張另外制定一套符號系統；3、羅馬字母派。與會者多日爭論僵持不下，結果浙江代表許壽裳等人以及與會的教育部職員周樹人（魯迅）提議，就使用在審定國音期間使用的“臨時符號”為注音符號（《國語周刊》刊頭上的符號就是這種“注音符號”）。這套符號是章炳麟所創，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狀，與前述三派無關，可稱為“簡單漢字派”。這套“注音字母”在大陸一直用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時，至今臺灣和部分海外華人依然在使用。

國音統一會議由于爭吵激烈，會議的議長吳敬恒在4月22日辭職，接任的王照也請了病假，臨時由直隸的王璞主持會議。會議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字音，以多數票決定“國音”，所以說在審定的這么多漢字中，也許有一些是“差一票”通過的，但不存在某一個方言整體差一票被定為國語的情形。整體來說，最后的結果還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同時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特點，如區分尖團音和保留入聲，后人稱之為“老國音”。

從以上國音統一大會的過程來看，所謂粵語或者洛陽話或者陜西話“差一票”成為國語只是個民間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