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靜而又魅惑，古典隱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遠清艷如一闕花間詞。”作家葉傾城聊聊數語，道出了旗袍女子溫婉又略帶魅惑的形象。自晚清至民國，旗袍風靡國人，1929年，被國民政府定為“國服”。

旗袍的源頭是清代滿族女人的長袍，右衽大襟，四面開叉，適應滿族人騎射生活的需要。有清一代，旗袍的基本形制無甚變化，這與傳統社會以服飾體現等級、威儀的禮節性要求有關，美感是次要甚至不被考慮的，所以老照片中，晚清的旗袍寬大直板，遮掩了女子的身材。

到民國，美感取代體統，旗袍因此脫胎換骨。改良旗袍吸收西方服裝裁剪的優點，充分突出女性的胸部與腰際曲線，從此成為民國女性審美情趣的標志服裝。

南京藝術學院夏燕靖教授對旗袍的歷史頗有研究，他的研究顯示，民國影星是推動與普及改良旗袍的重要力量。例如胡蝶，她穿旗袍總是袒露小腿和小臂，這在當時成為時尚，而且她的旗袍下擺和袖口都綴有“蝴蝶褶”，這類旗袍也被稱為“胡蝶旗袍”。“顧蘭君式”的旗袍也曾風靡一時。一張照片中，顧蘭君旗袍開叉高到大腿根，袖口也有半尺長的大叉，開放度不輸于現代女性。

女明星+改良旗袍，成為許多“娛樂新聞”的配方。1931年，著名的《良友》雜志攝影師動用大量社會關系，湊齊了包括袁美云、黎明暉、王人美、胡蝶、阮玲玉等八大女星拍攝合影，除王人美外，每個人都身著改良旗袍“出鏡”，成為當時娛樂圈熱議的焦點。1934年老上海的服裝品牌“鴻翔”在上海百樂門舞廳舉辦時裝表演會，胡蝶、阮玲玉等當紅明星穿著旗袍上臺“走秀”，成為民國影壇一大盛事。1939年，《良友畫報》為難民籌集救濟款而舉辦明星照片義賣活動，顧蘭君身著高領盤扣無袖旗袍的照片，以6000元天價拍出，轟動一時。

與旗袍有關的最重要的時尚變遷或許是阮玲玉穿戴“義乳”。“義乳”，是20世紀初國人對胸罩的稱呼。阮玲玉習慣將旗袍腰身改得細窄，以至于要吸口氣才能系上扣子，要穿這樣的旗袍，非得搭上“義乳”。阮玲玉穿戴“義乳”，為胸罩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星們塑造了銀幕上一個個旗袍女子，而作家們筆下也有形形色色的旗袍女子登場。

《半生緣》里的曼楨，“新做的短袖夾綢旗袍，粉紅底印著豆大的深藍色圓點子”，一個活脫脫的少女呼之欲出；《色·戒》中王佳芝出場，身穿“電藍水漬紋緞齊膝旗袍，小圓角衣領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樣。領口一只別針，與碎鉆鑲藍寶石的‘紐扣’耳環相映，”儼然一位精致、高雅的滬上少婦。今天的作家在寫民國故事時，也往往借著旗袍這一符號，為人物性格做注腳。亦舒在《喜寶》中寫勖太太，“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頭發一絲不亂，鑲滾條的旗袍套裝，優雅的皮鞋手袋，頸項上三串珍珠，手上起碼戴著三只戒指，寶石都拇指甲大小”。

在民國，旗袍對于普通女性，也是時尚消費的重要載體。胡蝶當選影后之后，許多雜志報刊對胡蝶的著裝從頭到腳為讀者分析，重點自然是旗袍。還有很多雜志定期推介新款旗袍，如上海美亞織綢廠聘請多位中外模特，為其24套改良旗袍舉行“時裝秀”，并在雜志上刊登寫真，時尚味道一點不輸今天的《瑞麗》《ELLE》。除了“封面女郎”，月份牌上，藥品廣告上，甚至香煙盒子上，旗袍女子也比比皆是。人們對旗袍的熱衷，催生了一批旗袍頂級品牌，如上文提到的老上海“鴻翔”旗袍，還有老上海“朱順興”旗袍等等。

旗袍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尚與氣息，也暗含著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宋家三姐妹——20世紀最耀眼的“女子組合”，出席重大場合時，都身著旗袍。宋美齡對旗袍的熱愛超乎一般，在她的超大衣柜里，清一色全是旗袍，不同顏色、不同質地的旗袍，都編有號碼，根據各種活動和場合，隨時取用。1943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宋美齡以中國“第一夫人”身份訪美并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她身著旗袍，以流利的英語介紹中國的艱難抗戰，感動了美國朝野，爭得了他們對中國的同情和進一步的支持，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91年宋美齡決定定居美國，隨身攜帶了99箱私人衣物，據說其中至少有50箱旗袍。

回望歷史，旗袍上的“革命”：從寬袖到窄袖；從長袖到短袖；從高領到小立領；從長到短；從低開叉到高開叉，是一個從保守到開放，從傳統審美到現代審美的轉變過程。旗袍的變遷，見證著中國女性追求美、尋求解放的歷程，也是中國社會沖破傳統藩籬、走向現代文明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