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作品多為代筆？縱觀近人筆記野史或今人的著述論文，多將慈禧太后描繪成學(xué)識淵博、多才多藝的才女，更有媒體稱贊其“畫艷驚眾人”。但細觀其親書的密諭和抄寫的佛經(jīng)，就會發(fā)現(xiàn)她不僅沒有任何書畫功底，且文化水平有限，所寫的諭旨錯字連篇。種種史料已充分證明，現(xiàn)在世間流傳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印章的諸多書畫作品，實為他人捉刀代筆。

慈禧太后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那么，其人的文化學(xué)養(yǎng)究竟如何呢？

有史記載：慈禧學(xué)識淵博

縱觀近人筆記野史或今人的著述論文，多將慈禧太后描繪成學(xué)識淵博、多才多藝的才女，不但深嘆其政治手段之高超，而且會被其淵博的學(xué)識以及在詩詞歌賦、書法繪畫方面的精湛造詣所折服。

學(xué)識淵博。曾侍從慈禧太后的德齡說，慈禧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比較有名的稗史或傳奇，可說的確是有幾分研究，為尋常人所不及。曾為慈禧太后畫像的美國女畫家卡爾說她不但能作詩詞，且出筆清新，非同凡響，頗得“大宗氣派”;還能以文言寫文章，“振筆疾書，洋洋千言不窮，斯真稀有之才……彼于古名家之詩文詞，能滔滔背誦，如數(shù)家珍。”慈禧太后內(nèi)侄曾孫葉赫那拉·根正也說，她對文史、繪畫都非常喜歡，據(jù)說6歲時就能流利地背誦《三字經(jīng)》等文，“包括唐詩宋詞，都能用滿漢雙文背誦。”“除了政治才能外，慈禧還具有非凡的文學(xué)和繪畫才能。”

工于古體詩詞。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明確記述慈禧太后“工試帖詩”，從其所載的兩首試帖詩來看，不僅文字對仗工整，而且很有意境。

擅長書法繪畫。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稱贊慈禧太后不但“能通古今治亂大勢”“又能詩、善書畫”。《清稗類鈔》中也記載她“善書畫”“喜作擘窠大字，亦臨摹法帖，作小楷。尤喜繪古松，筆頗蒼老”。清末學(xué)者費行簡也說她“書法端腴”。美國畫家卡爾極力稱贊她“能作擘窠大字，受賜之人，無不珍同拱璧，視為人世希有之至寶……太后之書法，雖翰苑中人，亦不過是”“其所畫之著色花草，神采如生，不減名家”。清末太監(jiān)信修明回憶：“太后喜寫‘龍’‘虎’‘福’‘壽’大字，六尺、八尺，極有氣魄。”

2002年至2011年，國內(nèi)多次舉辦書畫展，均有慈禧太后書畫作品展出，有媒體稱贊其“畫艷驚眾人”。

慈禧親書真跡反差大

然而，我們看到的一些慈禧太后親書真跡，與上述書法、繪畫卻有極大反差。

咸豐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lián)合發(fā)動辛酉政變前，她親自起草將肅順等人解任的密諭。

從這封密諭，我們不難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化素養(yǎng)其實不高。第一，字跡歪歪扭扭，看不出有任何書法功底，與世間所傳慈禧太后御筆書法大字比，更有天壤之別。第二，她的文字和文化基礎(chǔ)并不好。密諭共237個字，其中有錯別字12個，達16處之多，而且語句多不通順。如“進成(城)后，在(再)傳旨著恭親王總理贊襄正(政)務(wù)，是(當)否，求兄弟著議”，23個字中有4個明顯的錯別字。第三，她本人亦知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故在密諭中有“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寫”之語。

4年后，同治四年(1865)三月底，慈禧太后的學(xué)養(yǎng)與書法也無多少提高。與1861年的密諭比較后，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一罷革奕訢上諭的字跡，同樣寫得歪歪扭扭，書寫水平未見提高。上諭不過226個字，有錯別字13個。在前一密諭中，她屢次將“權(quán)理朝政”錯寫為“權(quán)理朝正”、將“再行歸政”錯寫為“再行歸正”。她也知道自己寫得很差，所以“先作詔以待”，后發(fā)交文淵閣大學(xué)士倭仁、體仁閣大學(xué)士周祖培等人，并說：“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詞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

光緒三十年(1904)慈禧太后抄寫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雖較前述諭旨的水平有所提高，但字體結(jié)構(gòu)仍然呆滯松散，筆力稚嫩。將以上真跡與世間所傳慈禧太后親書的“福”“壽”“龍”“虎”等大字立軸比較，任何人都可一望而知，兩者絕非一人所書。

世間流傳多為代筆之作

筆者認為，世間流傳的所謂慈禧太后書畫真跡，至多為雖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實際由他人捉刀代筆的偽作。有些甚至可能是這些偽作的現(xiàn)代仿制贗品，理由有五。

第一，從書法與繪畫的技能、技巧上分析。在中國，書法、繪畫都需要基本的技能技巧，故有“書畫同源”之說。既然慈禧太后的文字書法未達精諳之妙，其繪畫不大可能有精湛造詣。第二，從慈禧太后書畫的數(shù)量上分析。《清稗類鈔》稱她“喜作大字，用丈余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歲多至數(shù)百幅”。這么大數(shù)量的書法作品，已屆老年且身體并不強健的慈禧太后恐怕難以獨自完成。第三，從慈禧太后的身高體形以及撰書繪畫所需付出的體力體能上分析。卡爾說她1903年“見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筆，瀕濡其毫端于一大硯臺中。既見墨色已濃淡得中，遂振筆疾書，一揮而就。全字長可四英尺，作‘福’‘壽’等字樣，筆力絕勁，不作一毫巾幗氣”。但從清宮保留下來的老照片來看，慈禧太后并不算高，1.60米左右。一位身材不高、年已68歲老人的體能，怎能支持她揮動如椽大筆，振筆疾書橫寬“四英尺”的大字？第四，從慈禧太后繪畫的形式及風格上分析。徐珂記載她并不擅長用筆端正、力求形似的工筆畫，其繪畫風格為寫意。然而，目前我們看到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的各種畫作，卻恰是用筆工整謹嚴、細膩逼真、線條流暢的工筆畫，而不是縱筆揮灑、墨彩飛揚的寫意畫。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繪畫風格差異。第五，早已有人指出慈禧太后的書畫有捉刀代筆者。徐珂指出，她于“萬幾之暇，輒畫扇及立幅以賜大臣。患不能給，乃覓代筆二人。一為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一為云南繆中書嘉玉之妹(即繆嘉蕙)”。繆嘉蕙多次指出，慈禧太后曾親選18名最優(yōu)秀的畫家，“他們惟一的職責就是為慈禧作畫。這些畫師被分為三組，每組每月為她作畫十天。”太后“在這些畫上蓋上自己的名章，再請翰林院的翰林們附上幾句相關(guān)的詩，每當宮里舉行宴會時，她就把這些畫贈送與人，好像這些畫都是她自己畫的”。

上述史料充分證明，現(xiàn)在世間流傳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印章的諸多繪畫作品，以及“福”“壽”“龍”“虎”等大字立軸或?qū)β?lián)等，是他人代筆、代書的捉刀偽作。

既然慈禧太后的文化素養(yǎng)不高，其書法繪畫水平亦處于初學(xué)者階段，為什么前引各種著述卻多有溢美之詞呢？筆者認為，有些著述的作者是慈禧太后家族的后人或有較為特殊的接觸，難免帶有個人感情色彩;有些著述并非嚴肅的學(xué)術(shù)著作;有些著述的作者可能并未見過慈禧太后手書的真跡，看到的都是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的代筆之作。

筆者在此指出慈禧太后的文化學(xué)養(yǎng)并不太高，主要是希望讓大家認識一個真實的她。慈禧太后與清廷的其他后妃相比，仍屬文化學(xué)養(yǎng)與綜合素質(zhì)較高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