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發現，終于隨著引人爭議的拆遷開發工程而誕生。在建設過程中發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檜親筆遺囑在內的一批重要文物。

據未經證實的消息透露，有關文物部門已經初步確定該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檜親筆書寫的“政治遺囑”，對其生前的引人爭議的行為作了一定的辯解，并對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據了解，國家文物局鑒定專家和各研究機構的著名宋史專家均已云集現場。

自稱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將密切關注該文物的鑒定，如確定先祖罪名不實，根據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將可能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岳飛廟中的秦氏夫婦跪像，如仍要設立跪像，則應“將跪像腦袋換為書本，代表食書不化、空言誤國的腐儒們該為中國的落后而懺悔”。

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政治遺囑”的文物，書寫在一塊長達2.2米、寬約50公分的綢緞上，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該批文物的村莊位于本市郊區，早先名為麓洱，現名為壺侑，因風光優美，出產茶葉，宋代時一度是高官們的莊園。此次所發掘的宋墓，專家估計為秦氏子侄輩的墓穴，時間應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為岳飛平反昭雪)后，秦氏此時逐漸失勢，一些身前文物成為族人累贅和朝野忌諱，干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隨本次墓葬發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資料表明，此地莊園基本為岳秦兩家分領。兩家比鄰，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發現之一。

據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于高宗紹興十四年(1145年)，時年55歲(秦檜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飛含冤被殺(紹興十一年臘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后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風暴來臨后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茍全性命”，并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專家正是據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的政治遺囑。

據已經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和岳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岳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而宋高宗其實并不反對北伐作戰，因為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高宗也是有戰略眼光的，在位幾十年，同金國一直是打打停停，邊打邊談判，邊備戰。高宗還非常善于聽取臣子的意見，自己又非常有主見，到他駕崩的時候，南宋絕對是個強國，經濟和軍事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了金國，說他是除宋太祖趙匡胤以外大宋第二明君也不為過。

但高宗為什么卻在關鍵時候阻止岳飛收復失地呢？而且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規定“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子孫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有宋一朝，所有皇帝對大臣均十分寬待，而殺像岳飛這樣一位有赫赫戰功的功臣，在宋朝更是絕無僅有。高宗究竟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因為岳飛在規復舊河山之外，經常公開宣揚要“迎還二帝”，而金國也不斷在戰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送還汝兄”，并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岳飛有秘密來往，令高宗疑竇叢生，甚至到了“寢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飛，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岳飛與欽宗聯絡的“確切證據”，欽宗甚至揚言返國復辟后將清洗“老九”(高宗為徽宗第九子)的人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飛對證確認。

據了解，秦檜在遺囑中說，高宗與岳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他也不能與聞。但事后高宗告訴他，岳飛一再表態自己只想規復北方迎還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至于帝位歸屬，岳飛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間事”，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

秦檜在遺囑中對岳飛的戰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岳飛的善戰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以打促談效果很好。但岳飛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較耿直，與人不好相處，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與皇帝結了深怨。岳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還多次當面勸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隱疾(據后世醫學推斷是陽痿)而無子嗣，因此十分懷疑岳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估計也是因此引發高宗殺機，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祖訓。

秦檜表示，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張憲，但高宗指示全殺，他亦無奈。同僚們在岳飛被殺后不敢質問皇帝，都來質問秦檜，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只好說“莫須有”含糊應對。

據透露，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于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韜光養晦，就會被指賣國;只要一與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但“開罪言路罪在身后”，國事艱難又難免掛一漏萬，身后的名聲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檜說岳飛對知識分子的空言比他還反感，并認為岳飛本人究竟并非讀書人出身，更注重實戰成效。

秦檜在遺囑中辯解說，帝位一旦有紛爭，內戰必起，國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無恙，但畢竟皇帝已經對擁兵大將起了猜忌，此隙一開絕難彌合，即使岳飛本人無所謂，但手下驕兵悍將也難保萬一。至于自己事后為皇帝分謗，從公議而言，高據相位責無旁貸，為江山社稷只好犧牲自己的令名;從私情來說，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保仓荒転橹赫咚?。所以，教誨子孫，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貴，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將被清算，“民忿欲泄終需泄”。他感慨，“生逢亂世家國顛沛”，總想做點經世濟國的實事，但“為實事者均不見容于當下”，岳飛難以見容于皇帝，而他必將更難以見容于言官史冊，后世只有那些維持亂世危局的當局者才能體會他的苦心了。

據專家介紹，民間形成定見的秦檜是金國“奸細”的看法，都無實證，卻有很多反證。南宋的史學家就留下很多資料，如李心傳寫的《要錄》說，秦檜不是金人“*細”，只是主和派而已。徐夢莘寫的《三朝北盟會編》說，前御史中丞秦檜和家屬從金軍占領的楚州孫村中逃歸至漣水軍丁祀水寨，只使用“逃歸”二字。熊克寫的《中興小記》說，秦檜從敵中歸來，也沒說他是“奸細”。

只有張邦昌友婿朱勝非寫的《閑居錄》說，秦檜全家及婢仆從金國歸宋，不是“逃歸”。朱勝非是擁護張邦昌的，而秦檜是一直反對金人立偽張邦昌，秦檜與朱勝非矛盾尖銳。秦檜執政時，朱勝非被廢居八年，有利益沖突，因此專家認為可以斷定朱勝非《閑居錄》所記是對秦檜的打擊報復。另有《金人南遷錄》說，天會八年，金國諸臣害怕宋朝君臣報復，主張放縱秦檜歸宋朝。然而《金人南遷錄》是一本謬誤百出的書，此書對秦檜的敘述是“曉然傅會”，是錯誤的。

而從宋高宗的詔令中可以看到趙構是熱烈歡迎秦檜逃歸宋朝，他將秦檜比作漢代的蘇武，常持漢節。秦檜自己寫的《北征紀實》中，可以看到他在金軍中想盡千方百計，最后才能逃歸宋朝，情節十分具體，絕難杜撰。秦檜逃回宋朝，皇帝趙構稱贊秦檜“忠樸過人”，比作蘇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說秦檜是忠臣，使許多朝臣不再懷疑秦檜是“奸細”，李綱書寫贊揚秦檜“精忠許國”，“立大節于宗社傾危之秋”。這充分說明金人并不是縱使秦檜歸宋朝。

人物名片

秦檜(1090年-1155年)，字會之，漢族，大漢奸，宋朝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補密州(今山東諸城)教授，曾任太學學正。因力主對金稱臣議和，善于察言觀色，頗受宋高宗趙構喜愛。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與宋徽宗、欽宗一起被金人俘獲。南歸后，任禮部尚書，兩任宰相，前后執政十九年。因宋高宗力主對金投降，君臣合計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宋高宗為了安撫南宋政府中的主和派與金國代理人，加其謚號為忠獻。后宋孝宗繼位，振作圖強，重審岳飛案。宋寧宗時，改其謚號為繆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