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過電視連續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的人，大概都記得清朝貪官和珅與乾隆皇帝密謀羅織“清風案”文字獄的罪名，就是一句詩：“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可以說，這個所謂的“清風案”讓許多現代中國人都知道了清朝康乾盛世時期實行文字獄的嚴酷與荒唐。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嚴酷與荒唐既源于清代封建帝王的專制和殘暴，也源于當時官場的黑暗，以及官員的無恥和貪婪。

當時，因一句詩而被定罪的文人士子數不勝數：揚州舉人徐述夔的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被曲解為是反清復明的口號。禮部尚書沈德潛作詩詠黑牡丹，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誣陷為辱罵滿清奪了朱氏江山。這二人皆被戮尸。江蘇生員韋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個“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員程明湮為一位老人寫壽文，用了“創大業”三字，被凌遲處死，親屬也受到牽連。安徽貢生方芬的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明”一句，不僅被刨墳戮尸，而且禍延子孫。

其實，“清風”、“明月”是歷代文人的熱門話題，但在清朝作詩行文稍有不慎，用了這兩個詞就被會成為反清復明大罪，輕則身陷囹圄，重則橫受誅戮。康乾時期文字獄的興起，也給一些挾怨小人提供了報仇之機。他們挖空心思在對方詩文中尋字摘句，進行誣陷。只要是獄案一成，不僅會家破人亡，而且會株連親友，禍及子孫。但是，也有一些官員由于無恥和貪婪，而讓自己的深陷文字獄的驚天大案之中。當時，這方面最有名的文字獄大案是“古稀案”，這個案件的主角是乾隆時期的三品大員，官至大理寺卿的尹嘉銓。

尹嘉銓，舉人出身，先后作過山東、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后來升調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時，負責稽查覺羅學，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銜負責滿族貴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時期，他曾請令旗人子弟同漢人子弟一樣讀《小學》。《小學》是朱熹編輯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為主要內容的兒童教育課本。尹嘉銓也以名儒自居，自編了一本《小學大全》。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致仕退休后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當年4月，乾隆西巡五臺山駐蹕保定，尹嘉銓一心想要參加接駕盛典，但苦于沒有圣旨要傳召他覲見，后靈機一動，想到了其父尹會一，便草擬兩份奏折：一是請謚，二是從祀。若是乾隆恩準，不但自己博個孝子名聲，而且自己還能乘機大出風頭。

于是，便派兒子先將自己“為父請謚”奏折送去讓乾隆御覽，自己呆在家中等候消息。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乾隆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為父請謚”的奏折后，卻大為惱火，立即提筆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將尹嘉銓 “拿交刑部審訊，從重治罪”，并下令大學士三寶、英廉和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嘉銓在京師和老家的家產及書籍。大學士三寶、英廉奉命查抄了尹嘉銓在北京的家產，并搜查出其家藏書大小311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書籍一柜，法帖冊頁65本，破字畫58卷、書信一包計113封、書板1200塊。直隸總督袁守侗又查沒尹嘉銓之父尹會一祠堂一所，隨祀田地84畝之多，又有義學田一頃。另外，還搜出大小四十六箱書籍，派員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檢閱。

尹嘉銓是當時頗有名望的道學家，非但藏書豐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項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擬的。他自己撰寫、編纂的書有八十余種，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書，總共約九十多種。這些書都是英廉等人檢閱的重點，最后從其中發現了一百三十多處悖逆文字。更要命的的是，他在《名臣言行錄》中自稱“古稀老人”，而當時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歲時作御制詩稱自己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銓如此自稱“古稀老人”便是犯了大忌。于是，“為父請謚”的奏折便引發了一起史稱“古稀案”文字獄的驚天大案。

說起來，尹嘉銓一生為官，最后官至大理寺卿，按說熬到這個位子致仕退休，也可以心滿意足、安度晚年了。但是有的人到了這個時候就是不能心滿意足、安度晚年。因為這樣的人，沒錢的時候，物質欲望特別強烈;有了錢后，權力欲望就會上升;而在官癮、錢癮都滿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會膨脹。尤其是人到了晚年，更是看重聲名的滿足。這尹嘉銓正是因為求名的欲望的膨脹而禍從天降的。尹嘉銓被抓到京城三堂會審，前后被提審了十七次。審官當堂羞辱他，大批特揭其強娶烈女為妾道德敗壞一事。直批得尹嘉銓跪在堂下一邊掌自己的嘴，一邊痛哭流涕罵自己欺世盜名，是寡廉鮮恥的假道學。就這樣，這位學者型的官員，致仕退休后還不知道保持晚節，卻因名所困，為名所累，最終為了名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其實，尹嘉銓晚年求名也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且被其悍妻所逼。據尹嘉銓供認，他之所以如此是被家中悍妻威逼才向皇帝要名聲。原來，尹嘉銓在致仕退休之前，曾經事先答應老婆，覲見乾隆時要討一頂花翎回家。但是，當時乾隆不僅沒有賜他花翎，而且自此對他十分厭惡。尹嘉銓致仕退休之后，在他的這位兇悍的老婆面前始終抬不起頭來。其實，作為一名致仕退休官員的老婆要求有榮譽感，希望老公有個好名聲，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這個要求也要有個底線，不要讓老公太為難，更不可強求。尤其是不能讓老公到了不顧生死地向皇帝獅子大開口的地步。尹嘉銓在老婆逼迫下，獅子大開口，伸手向乾隆要聲，討榮譽，結果險些將全家的性命都快要陪上了。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這年4月17日，大學士三寶、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員給乾隆皇帝奏疏，上報了尹嘉銓的罪證及刑審情況，最后建議將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入官，所有書籍盡行銷毀，其緣坐家屬，男16歲以上者皆斬，余人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當日，乾隆看過奏折后，立即下了一道長達千余言的上諭，歷數尹嘉銓處處罪狀，認為本應“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但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決定“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三日后，又復旨道：“尹嘉銓悖謬書籍既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將其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并解京銷毀。”飭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銓家鄉直隸和他曾任職的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督撫，詳細訪查，“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地查抄審閱，結果各省督撫將繳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處理。尹嘉銓自著之書全部焚毀，由其疏解或作序的書則用抽毀的辦法將其文字剔除。最終銷毀尹嘉銓著述編纂書籍79種。包括《貽教堂文集》、《近思錄》三編四編、《隨王草擇言》、《皇清名臣言行錄》、《尹氏家譜》、《思誠軒奏疏》、《二山尺牘》、《就正錄》等等。抽毀的有尹嘉銓疏注的《禮儀探本》、《共學約》、《小學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經》、《家禮存義》、《綱目凡例釋疑》、《作吏要言》等等。這種以書罪人、殺人、以人廢書、禁書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見慣的。尹嘉銓深陷文字獄驚天大案，其個人和著作的命運也就在劫難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繼而拷訊，查審著作和藏書;最后“照大逆律”處絞。而他的各種著作，無論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觸犯禁忌，一律銷毀。這起“為父請謚”的奏折引發的“古稀案”文字獄的驚天大案，盡管彰顯清代封建帝王的專制和殘暴，但是從中也看出尹嘉銓這樣追名逐譽官員的無恥和貪婪。

如今看來，尹嘉銓的“古稀案”的雖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是一個害怕悍妻的退休官員所造成的。但對當今桑榆晚景的老人來說，還是很具有惕勵的特別意味，值得人們深思。其實，人的一生就是一道加減法，年輕時不斷地追求，不停地增加，是加法;進入老年以后，便是減法了，一直減到晚年兩手空空，如同剛出生般赤條條地離去，一切歸零。所以到了一定年紀，就要見好就收，鞠躬謝幕，讓人生自動切入另一道風景，讓前臺的燈光轉換成幕后的明月，何嘗不是人間的一大快事呢？

還是唐朝大詩人劉禹錫在《酬樂天詠老見示》一詩中說得好：“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即便到了桑榆晚景，還是有紅霞滿天的。人老了更要有一種豁達樂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千萬不要像尹嘉銓一樣，退休后還要因名所困，為名所累，最終為了名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然，同時也奉勸名譽感過于強烈的悍妻們，千萬不要太為難自己的老公，逼迫他們向領導要過分的名譽，萬一他的領導像乾隆一樣的話，那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