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若是發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會引爆父子矛盾，畢竟母子連心，母親慘死于日寇炸彈，竟然強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對外發喪，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壓抑激越情緒，常人是萬萬難以消受的。蔣經國面臨如此悲憤情境，猶能遵命行事，更見其慮患之深與孝父之誠了。

夾處兩母之間的孤臣孽子

“孤臣孽子，愁悶孤獨，操心也危，慮患也深”——這十六字是蔣經國一生之心理寫照。何以致此？這實在牽連非常復雜繁多的因素，要言不煩地講，這些千絲萬縷的關系，主要源自幾個主要面向，源自父親蔣介石與母親毛福梅夫妻關系的形同冰炭終歸仳離，源自對母親毛福梅處境艱危、孤立無援的憂憤，源自蔣經國與庶母宋美齡之間的微妙關系……這些微妙的互動關系，使得蔣經國陷于一種高度壓抑的孤臣孽子情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軍機大舉轟炸蔣介石浙江奉化溪口故居，蔣經國的母親毛福梅躲避不及，被一面傾倒的土墻壓倒，當場被土墻及彈片傷及，肚破腸流，氣絕而亡。悲劇發生之初，現場一片火海，鬼哭神號，處處狼藉，蔣介石故居瞬間變成了瓦礫堆，毛福梅被壓在土墻下，未被及時發現。蔣介石接報后，即以特急電報通知在江西的蔣經國，說：“頃接張愷電稱，家中被炸，爾生母無蹤，恐有不測，將生亦受傷，希即請假回家，照料理一切為要。”

關于毛福梅死難的詳情，蔣介石在事件發生后十天發給在美國考察美軍的次子蔣緯國信函中有較為詳盡的敘述。信中寫道：“溪口家中與樂亭皆被敵機炸毀，經國生母不幸在屋后單家墻門之倒墻壓死，宋甥將生亦死，全村約毀屋八十間，死二十人，皆在三房與四房之間地區，余皆無恙。家中事已有經兒歸家料理，喪事亦已辦妥，勿過哀傷，望努力求學，以報家國。”

毛福梅是蔣介石結發元配，因毛氏出身農村，學歷不高，與蔣介石之間情感素來不睦，但是，毛福梅之死，蔣介石也相當錯愕憂戚，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給蔣經國的電報上透露了內心感受，并交辦蔣經國處理毛福梅喪事的原則：

刻與贛縣接電話，據報昨日已起程回奉，想今夜可到家，家事至此，悲戚無已，惟事由天命，只可達觀處之，當以報國者報家也。家中喪事，在此亂時一律從儉、從簡，不宜張皇登報發訃，免敵多一宣傳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預測，如能從速安葬更妥，其葬地可在摩訶殿后面大樹附近，此地幽靜，必能安定也。如何？望與大姑母等商定可也。將生甥傷勢如何，甚念，希代慰大姑丈母與其家屬衷懷。

蔣介石心細如發，遠在重慶，心神卻與蔣經國同在溪口老家，但是，他考慮的重點，更不僅止于喪事本身，他所關心的重點，是此事在政治上可能牽動的陣陣漣漪。因而，在蔣介石避免供給敵人“多一宣傳材料”的前提下，“秘不發喪”、“一律從儉從簡”、“從速安葬”三個原則，就是蔣介石交代蔣經國處理毛福梅后事的圭臬準則。這事若是發生在一般悲痛逾恒的孝子身上，肯定會引爆父子矛盾，畢竟母子連心，母親慘死于日寇炸彈，竟然強要秘密下葬，且不得對外發喪，如此安排，若非有深沉之理智，完全壓抑激越情緒，常人是萬萬難以消受的。蔣經國面臨如此悲憤情境，猶能遵命行事，更見其慮患之深與孝父之誠了。

但是，于私，蔣介石也有一番說辭與思慮，他惟恐日本飛機再到奉化侵擾濫炸，因此，覺得毛福梅葬在摩訶殿后，仍非穩妥之地，在十二月十八日給蔣經國的電報上說：“葬地如在摩訶殿后，離村莊太近，恐遭轟炸，則應另覓較遠之處，如在上山橋頭，現在兵房附近，擇一墓地安葬，似較妥也。……喪事后家中如不便居住，你可移住慈庵莊屋也。此次居鄉應略久，以便整理家務，你當告假二三月，派員代理為妥。”

十二月十九日，蔣介石又電蔣經國，交代他再找別的地點葬毛福梅，并且要蔣經國不要聽信風水堪輿之說，這說明外界常稱蔣介石信風水，其實完全是一種以訛傳訛的扭曲。蔣介石此電說明他根本不重視風水迷信：“上山橋頭如無相當墓地，則在顯靈廟東首，即馬鞍山東北山腳，或可覓得一地，惟不可聽鄉人講風水堪輿之說，而只擇高朗之地，如其無水蟻之患足矣。”不久，蔣介石又補發一電報給蔣經國，說：“本日為祖母誕辰，諒在慈庵祭祀。回念家事，無任惶惶，惟望爾兄弟能立業光前也。葬事待明春再舉亦可，你待家事料理完妥，可仍回任服務……”憂惶之念躍然紙上，但仍不忘鼓勵蔣經國墨绖從公，移孝作忠。

毛福梅意外遇難，在蔣經國內心造成了巨大的創痛。少年時代，他感覺到父親和毛福梅感情并不融洽，未料遠赴蘇聯途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父親與母親仳離，父親與宋美齡結婚。蔣經國雖然遠在俄國，父母離異形成的心理陰霾，如影隨形，他卻只能壓抑心中，莫以名狀。況且，離國十三載，回國不過八個月，又赴贛任官，平日鮮少承歡毛福梅膝下，遭此巨變，尤其悲慟逾恒。多年后(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四日)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一封家書中，猶不經意吐露出潛藏心底始終未曾宣泄的悲痛：

兒此次在渝得與大人談及家事，心感歡樂，但在離渝之前二夜，當拜讀大人在兒日記本上批示之后，心中未得一時安寧，且曾痛哭數次。兒回國以后第一次哭泣，是在杭州初次拜見大人之時。第二次是在溪口家鄉當兒生母罹難之日。……此次受大人之感動而數次流淚，乃第四次也。

母親死于日寇狂轟濫炸，蔣介石復以不讓倭寇有可資宣傳的題材，諭令蔣經國要低調地處理毛福梅之后事。為人子女者，面臨母喪，已是人倫至痛，尚且要“秘不發喪”，簡略速葬，這教稍有孝心之子女，情何以堪？

尤令蔣經國悲憤莫名的，是日本軍閥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多次侵擾奉化故里，這段時期的蔣經國，始終處于焦慮憤懣的情緒，難以平撫。這一年五月十九日，蔣經國寫信稟告父親說：“此次敵軍擾侵浙東故鄉廬舍，祖先墳墓備受蹂躪，國難家仇于斯已極，每念及此，終夜不能成眠，今后只有埋頭苦干，盡忠黨國，以期報此不共戴天之仇。”

未幾，蔣經國復又得知日本軍閥拆毀毛福梅的墳墓，稍后連棺槨也遭賊人掘開，這讓蔣經國既驚駭又悲憤，但是消息未經證實，只是故里輾轉傳來之音訊，而他本人又未便親往已經淪陷的溪口一探究竟，因此倍感焦灼、苦悶。為此，蔣介石父子之間更是函電交馳，為了安撫兒子的焦慮情緒，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蔣介石在重慶親筆寫下致蔣經國電文文稿：

蔣縣長：皓電悉，此消息不必可信，寇或藉此以試探吾家人對此之心理如何，如我著急，則寇更進一步對我祖父母之墳墓亦將加以破壞為恫嚇，故此事無論其虛實，即使果有其事，亦已成過去，著急亦無能挽救。昔漢高祖之父，被敵軍所俘，敵藉此要挾漢高祖，乃以“愿分乃父一杯羹”，以示決不以家人為念之意。吾人立志革命，早以為國忘家，只求對民族子孫能永久獲得自由獨立，則一家之生死尚且不顧，何惜死后之尸身，故不必過于悲痛，應以革命大業之成敗為懷也。此時可由學校間接派人設法探視，如其實在，則再托人殮葬，總不使寇獸藉此要挾，以示吾人心理上之弱點也，至于暴尸在外之說，余決不能信，希兒亦寬懷勿過憂傷。總之，此事以巖頭舅家為名，派人照料最為相宜，以寇獸決不能將收尸之外親牽累也。父。

所謂“分一杯羹”，典出《項羽本紀》。相傳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相爭于廣武，兵荒馬亂之際，楚霸王抓住了漢王的父親，準備烹煮漢王之父而食之。劉邦得到消息，毫不為意地傳話給項羽：“我跟項羽是約定的把兄弟關系，我的父親就是他的父親，如果項羽一定要烹殺我父親，那么我希望有這個榮幸能分食一杯羹。”楚霸王項羽知道此計無法得逞，只好釋放了漢王之父。蔣經國為了母親墳墓可能遭日本軍閥破壞而心煩意亂、焦慮痛苦，蔣介石為安慰他，乃以“分一杯羹”的歷史故事開導兒子，希望兒子以大局為重，勿為私情害公義。

蔣介石擔心蔣經國不能釋懷毛福梅墳頭遭日寇破壞的消息，翌日又發了一封特急電報給蔣經國，電文全文如下：

贛縣蔣縣長：昨電諒達。未知兒意如何決定，惟對武嶺學校應先復一電，其大意如下：電悉，此事恐系謠言，未必真實(按：原件中有一段話是蔣介石刪掉的文句，刪除之全文為：我家上下早以犧牲救國，即使有此事，其實亦不足為異，先人求仁得仁，遺體雖毀，其靈亦安)。但既有此消息，請派人前往墓地省視，如墓柩果毀，望代為在原地埋葬，不必移墓等語。一面速派可靠鄉人或親友，前往溪口附近，與當地縣府軍警極秘密探察究竟。以余判斷，決不致暴尸天外，可勿過慮。巖頭如有人能代辦更好，否則亦不必強勉，以免鄉人起謠，更使寇獸有此要挾也。父。

所幸，蔣經國對父親的意思心領神會，他明白，于今之計，除了按照父親的計策，堅定意志，不受敵人裹脅，此外別無他法。九月二十四日，他趕緊給蔣介石發了一通特急電，答復稱：

哿馬二電拜悉，諭以大義，以漢高祖為法，公爾忘家，兒不勝感奮涕零。暴尸在外，兒亦不信，即使是事實，為表示吾人革命決心，亦決不受敵威脅，茲已遵諭電復武嶺學校，并電在永康之毛母舅，設法派人探視。兒對此事已不過于悲痛，乞釋念，兒遠離膝下，已將一年，眷念無似，擬于十月底來渝，以補定省有闕之罪，不知大人之意如何？

毛福梅墳墓遭敵寇破壞事件，之后證實并非空穴來風，為此事件，蔣經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給父親的信上，充分表露了他內心難以言宣的深沉悲傷：

武嶺學校來信，兒生母之墓被敵人拆毀后，靈柩亦遭盜賊開拆。后來，以我方無動靜，敵人見計不售，乃聽由鄉人將靈柩蓋好。兒早存移孝作忠之心，故對此事已坦然于懷。武嶺學校方面已匯去五千元，作為校費及分贈親友之用。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毛福梅亡故已過六年，蔣經國回顧往事，在致父親信上仍三復思言，指陳生母之死是他畢生最悲痛之事：“兒于上月三十日深夜含淚上機忍痛離贛以來，無時不在憂念苦愁。兒生母之亡于敵手，以及贛州之陷于敵軍，乃一生所最感痛心之事，亦終身所不能忘者。”

為了體念父親與宋美齡的婚姻關系，顧及與宋美齡之間微妙的“母子”關系，蔣經國必須謹小慎微地處理若干問題。小自應對進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國事，凡涉及宋美齡者，蔣經國無不小心應對，從來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處置，基于父親已關照，既不能過于張揚，可是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讓蔣經國大傷腦筋。由于戰爭的耽擱，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實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諸如墓地的選定、墓志銘的撰寫、墓碑的題字落款，都讓蔣經國大費周章。

蔣經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父親的信上說：“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請吳老先生書寫。”一九四八年二月一號的信上說：“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關于為生母立墓碑與作傳事，兒定遵諭辦妥，附呈吳老先生有關墓碑評論一則，敬請大人一閱。”蔣經國信上提及的“吳老先生”即吳稚暉，毛福梅作傳立碑之事，蔣介石即命請吳稚暉捉刀。

蔣經國自己先寫就了一幅碑文樣稿，上面以毛筆寫了“蔣子經國生母之墓”八個大字，吳稚暉就在蔣經國寫的樣稿旁邊，寫下這段文字：“生母習慣指妾，不可用。不用蔣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實為蔣經國之顯妣也”，接著，吳稚暉在一旁寫下八個大字：“顯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蔣經國寫的“蔣子經國生母之墓”，吳稚暉并加上了腳注說明：“稱不可表以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為太夫人”。為了這一方石碑，吳稚暉已經設想得面面俱到，“顯妣毛太夫人之墓”這八個字，一方面顧慮到蔣介石可以在宋美齡面前好交代，不致讓宋美齡吃醋。同時，也顧慮到了蔣經國的立場，畢竟毛福梅是蔣家為蔣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設連“顯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對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對孝子蔣經國不公道。

換言之，吳稚暉認為，不論是傳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蔣氏父子所謂的“蔣經國生母”來稱呼毛福梅，而必須以“顯妣毛太夫人”稱呼毛福梅，這不僅是恭敬已逝長輩，更是對中國傳統禮制的尊重，這或許正是孔老夫子所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微言大義吧。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題字是“顯妣毛太君之墓”，落款處則銘刻“男經國敬立”。將毛福梅生前事略編入家譜，亦是抗戰勝利后蔣家一大盛事。蔣經國奉父命委請吳稚暉寫就母親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慮到父親蔣介石的多所顧慮，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辭句舉措引起宋美齡不悅，事前曾敦請吳稚暉規避，等吳稚暉寫好毛福梅事略，蔣經國則將有關毛福梅傳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內容，全部呈給蔣介石過目定奪，蔣經國完全聽從父親意思辦理，個人完全不表達強烈意見，只扮演被動角色。故而，蔣經國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給父親的信上寫道：

前奉諭，托請稚暉先生為兒生母作一傳，以備刊入家譜，兒之衷心感動萬分，曾為此親謁稚暉先生，作數次之長談，并以生母事略與祭母文，送稚暉先生參考。在事略與談話中，皆曾特別指出，生母與大人離婚后，由祖母收為義女一節，并懇請稚暉先生對于此點在傳中加以敘述，日前接奉稚暉先生手書，并附生母傳一篇，但此傳“但敘母子不涉夫婦”，此乃稚暉先生自己之意思，與大人之本意，以及兒之所請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暉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將稚暉先生手書，與其親書之兒生母傳，以及曾供稚暉先生參考之事略與祭母文，呈請大人核閱，兒一切決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請勿以兒意為念。

換句話說，吳稚暉不僅僅不認同蔣介石父子以“蔣經國生母”稱呼毛福梅，更不認同蔣介石把毛福梅與蔣介石離婚后，曾由蔣母王太夫人收為“義女”的情節，納入蔣經國母親毛福梅的傳略及祭文之中。吳稚暉認為，蔣介石母親王采玉女士將蔣經國母親毛福梅收為“義女”，是避免毛氏離開蔣家的權宜之計，此為王采玉、蔣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間的事，和蔣經國毫不相干，吳稚暉并以“但敘母子不涉夫婦”，未將王采玉收毛福梅為“義女”之事納入傳略或祭文。吳稚暉意思至為明顯，蔣介石要注明毛福梅為王采玉“義女”之事，應是避免宋美齡之吃醋，但是，事略與祭文的主人公是蔣經國，并非蔣介石，故而根本無需以“義女”之說狗尾續貂。

由此可證此時之蔣經國內心之壓抑，以及為了不致影響蔣介石與宋美齡之感情，他表現了自己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親之意旨為意旨的態度。關于毛福梅的歸葬事宜，及立碑、傳略、祭母文，實際上最后都有蔣介石干預的影子。例如，吳稚暉寫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顯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蔣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的卻是“顯妣毛太君之墓”。這最后手筆，乃是蔣介石修改后的結果，說明蔣介石仍覺得以“夫人”稱呼毛福梅似有不妥，為免造成宋美齡之不快，故而修潤成“太君”二字。按古代的制度，唐宋之間，凡當四品官的人，都可稱死去的母親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