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有一段很好看，就是上東京鬧元宵。在這之前，宋江要做一番打扮。其中主要便是去掉臉上的金印，七十二回有所交代：看官聽說，宋江是個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原來卻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后，卻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后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良金美玉，碾為細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說“美玉滅斑”，正此意也。

這里涉及宋代刑罰中的刺字問題。林沖是《水滸傳》中最早被刺字的人物。刺字是較直白的說法，而“打金印”就給人委婉一點的感覺。刺字主要是作為犯人的標記，通過這種侮辱性的刑罰，讓人一望便知這是罪犯。既可以作為前科的記號，又可以在犯人出逃時很快辨認出來。一打金印，身份鐵定。金印所刺的部位，一般在臉頰上，再用燒灼和涂藥，將字涂作黑色，故刺字又稱刺面、黥面、墨面。

刺字是從古代墨刑演變過來的，始于五代的后晉，進入宋代后，五代的刺面與中唐以來的刑罰結合起來，以加重刑罰力度。所以，宋代的刺配法，既要杖脊，又要流配，還要刺其面，等于一人犯罪要受三次刑，林沖便是如此。刺字的格式也有講究。智取生辰綱中，濟州府尹因胥吏何濤緝捕晁蓋不力，便命文筆匠在其臉上刺字，以示警告。這大概已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定制，在這之前，官府對這事似乎沒有明確規定。有個故事說：陸東權知蘇州，下令在流犯臉上刺“特刺配某州牢城”，僚屬對他說：“凡‘特’者，指罪不及此，而出于朝廷特旨。現在這人罪應刺配，刺上‘特’字，恐怕有點僭越。”陸東很恐慌，連忙命人將囚犯臉上的“特刺”改為“準條”。后來他被人推薦提職，一位大臣說：“噢，不就是那個在人家臉上打草稿的權知蘇州嗎！”可見在北宋中期以前，刺字方式沒有明確的規定。

犯強盜罪，在耳后刺一個環形;徒刑，刺方形;杖刑，刺小圓形。若杖刑三次，改刺臉上，但直徑不超過五公分。宋高宗和孝宗時，但凡強盜，額頭刺“強盜”，臉頰上刺“配XX州”，這是較嚴重的例子。很明顯，臉頰刺字是對犯人永久性的侮辱，對精神是巨大的創傷。有故事說，因對西夏用兵失敗，神宗要懲罰一位轉運使，宰相提醒神宗，祖宗家法不殺士大夫，神宗便決定刺面發配他，副宰相則以士可殺不可辱為由勸阻了宋神宗。由此可見，刺字對人的侮辱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林沖發配后，長嘆“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里，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宋江也在同樣背景下，在潯陽樓寫了反詩：“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怨仇，血染潯陽江口。”可見刺字對宋江的刺激之嚴重。

刺字好像中國式的“紅字”，甚至比紅字還要嚴重。對曾被刺過字的囚犯而言，掩蓋和消除刺字就至關重要。武松醉打蔣門神時，借了小膏藥掩蓋金印。血濺鴛鴦樓后，他受到官府圖形通緝，落腳在孫二娘黑店，寸步難行。小說也有一段描寫：孫二娘道：“阿叔臉上，現今明明的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卻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道：“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發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

可見他之所以成為行者，主要為了掩蓋金印。宋江上了梁山后，雙槍將董平罵陣時就以“文面小吏”來羞辱他。宋江一做上梁山泊主，就千方百計試圖磨滅臉上的金印。《宋史·楊景宗傳》，也有用藥退去刺字的記載。

除了犯人刺字，當兵的也要刺字，在面部以小刺刺軍隊的番號，或在手上或在手臂上。宋代實行募兵制，軍隊來源很復雜，其中就有罪犯，刺字的目的也很明確，方便對這些士兵的管制。這么一來，也就有了后人將軍士和流配犯等而視之的情況。高俅對禁軍教頭王進也是開口閉口“賊配軍”。再如狄青，后來身居高位，做到樞密使，是最高軍事長官，在一次宴席中，在旁一位勸酒的藝妓趁酒意嘲笑狄青，“敬斑兒一盞。”他出任樞密使時，副使是狀元出身的王堯臣，有一次也半真半假指著狄青臉上的兩行刺字說：“喲，愈加鮮明了么。”狄青回敬道：“你喜歡，我就奉送一行吧！”有一次，仁宗讓王堯臣勸他去掉黥文，狄青百感交集說：“你是以狀元而致身樞府，我呢，若無這兩行黥字，怎能與你同坐共事呢？這黥文斷不能去，我要讓天下微賤都知道，國家有如此高位相待他們。”由此不難想見刺字對士兵與犯人的心理傷害。

當然，刺字也有為表現某種決心的特例。靖康之難，家破國亡，名將王彥率領士兵堅持抗金，這批鐵血男兒都在臉上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大字。另外，就是岳飛。正史記載，岳飛的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個字。后人根據這一記載，有很多發揮，比如《說岳全傳》有岳母刺字的情節。但這跟史實不符，岳母并不識字，而且刺字在當時是一項專門的技術活，需要有關的工具和手藝。《水滸傳》中為宋江去除金印的描寫，說明這一過程的復雜性，也印證出《說岳》中的描寫并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