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從1912年到1928年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北洋政府更替的執政集團里，國務總理無疑是一個“走馬燈”一樣職務，數不清的更迭與替換，最短命的內閣只有六天，最長壽的也不過一年半載。據說，在這短短的十六年間，就有二十六人出任過內閣總理。真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場”。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軍閥等勢力所操控選出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國務院國務總理所領導，是當時被世界各國承認的中華民國合法政府，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云歌》為國歌，作為代表中國的符號象征。在北洋政府主導下，中國加入協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并以戰勝國的身分出席巴黎和會。

北洋政府時期這一段風起云涌的歲月，一大批軍閥政客、官僚名流演繹了一段中國風云變幻的近代歷史，這一時期的歷屆內閣總理更成為影響那段歷史的主角。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各色人等上演著一出又一出喜劇、悲劇、丑劇、鬧劇。就在這歷屆內閣總理中，有一位頗受爭議的另類政治人物，他就是人稱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占的“六不總理”的段祺瑞。

段祺瑞，原名啟瑞，字芝泉，晚號正道老人，民國時期政治家，北洋三杰”之一。皖系軍閥首領。他幫助袁世凱訓練北洋軍，而后以此縱橫政壇十五載，一手主導了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的內政外交。擁有“三造共和”的美譽，后來因寵信徐樹錚，迷信武力統一，為直系擊敗而下野，曾借助和張作霖和孫中山的三角同盟而短暫復出。但因失去實際權力而成為擺設。一生清正耿介，頗具人格魅力。他還是中國現代化軍隊的第一任陸軍總長和炮兵司令。擔任過中國第一所現代化軍事學校“保定軍校”的總辦。

縱觀段祺瑞的人生，他的官運可謂是一路亨通，從1881年，只有十六歲得段祺瑞懷揣一塊銀元徒步數十天二千余里，來到山東威海投奔任管帶的族叔段從德，被收留在軍營中作哨書開始，到1901年，他的原配吳氏在濟南病故后袁世凱將干女兒張佩蘅嫁與他為繼室，二十年間，段祺瑞已經坐上了三品知府兼充武衛右軍各學堂總辦的位置。兩年后，清廷成立練兵處，段祺瑞出任練兵處軍令司正使，加副都統銜，與王士珍、馮國璋并稱為“北洋三杰”。

1924年3月，在紀念北京大學25周年的民意測驗中，大學生們選出的“國內大人物”中，段祺瑞得票數僅次于孫中山、陳獨秀和蔡元培，與當時青年人的偶像胡適并駕齊驅，這讓吳佩孚、黎元洪、馮國璋、張作霖等北洋軍閥大腕難以望其項背。因為，與這些北洋軍閥的大腕們相比，段祺瑞有些有點是與眾不同的，那便是他一生為官清廉如水，不愛斂財，更不用人唯親，也沒有酗酒、嫖娼、賭錢的嗜好。所以，他在當時贏得了“六不總理”的美名。

但是，段祺瑞也與其他北洋軍閥一樣，擁有三妻四妾。他先后娶了兩房太太和五房姨太太，第一位太太吳氏去世后，留下一兒一女。第二位太太張蘅，也就是袁世凱的干女兒，生了四個女兒。而他的五房姨太，都是張夫人先后為段祺瑞討進門的。張夫人因為沒有兒子，生怕別人說她不夠賢惠，不得已而為之。

大姨太陳氏，早在1914年便過世了，留下一兒一女均不幸早折；二姨太邊氏只生了一個女兒；三姨太和四姨太都姓劉，仆人們稱她們為劉三、劉四。五姨太姓李，便順著稱為李五。這三個姨太出身都很低，都是花錢買進門的。據說，段祺瑞脾氣很大，在家中說一不二，對夫人、姨太要求很嚴，但從某種角度來說，他的治家卻很失敗。他本人素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他尤其痛恨抽大煙，沒想到他的夫人和姨太太個個背著他抽大煙。

段祺瑞下野之初，住在天津日租界須磨街他的部下魏宗翰的公館里，第二年應皖系下屬田中玉之邀赴大連療養，隨行的有張夫人和二姨太，留在家里的幾個姨太沒了管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偷偷溜出去看電影、聽戲、劃船、逛市場，四處招蜂引蝶，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公館。一次，段祺瑞返回天津后，突然發現家里有什么不對勁。下人們在竊竊私語，三姨太和四姨太說話總是躲躲閃閃。有天夜里段祺瑞睡不著，一個人起來到院子里散步，正好撞到三姨太從外面歸來。當時段祺瑞的驚愕無異于見到了外星人，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打扮得像歌女，而且夜半歸來！

當時，三姨太也驚呆了，嚇壞了。她了解段祺瑞的脾氣，知道等待自己的兇多吉少。段祺瑞一怒之下便照著三姨太的臉一掌打過去，呵斥道：“不要臉的東西！”第二天，段祺瑞吩咐張夫人將三姨太送回在北京的娘家。張夫人早已聽說了三姨太和四姨太的風流韻事，只是一直瞞著段祺瑞。以段祺瑞的脾氣，她擔心會鬧出什么大事。如今見段祺瑞如此冷靜，倒也放下心來。只是三姨太哭著鬧著不肯離去，讓她有些于心不忍。

送走了三姨太，不久四姨太的風流韻事又傳了出來。原來四姨太還未做段祺瑞姨太太之前就有了意中人，嫁給段祺瑞之后還余情未了，經常與意中人幽會。段祺瑞聽說此事后便吩咐張夫人要像嫁女兒一樣，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讓姨太太出嫁給情敵的事情，在當時傳為一段佳話，體現出了段祺瑞在私生活上較為檢點的一面，與其他軍閥欺男霸女、強取豪奪有一定區別。

對于子女，段祺瑞更是要求嚴格，而且從不給什么特殊照顧。吳夫人所生長子段宏業，從小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雖然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但與段祺瑞一樣，十分喜愛圍棋，是當時圍棋界里響當當的人物。正因為如此，段祺瑞對段宏業十分喜愛。但仍沒有為他的前途鋪平道路，而是教育他從最低層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處攀登。

段祺瑞治家嚴明，夫人姨太子女都不得干預公事。有次一個姨太想替一位老媽子的親戚某個差事，在段祺瑞面前求情，段祺瑞一聽氣得鼻子都歪了，怒斥道：“你想買官嗎？得了人家多少錢，快說！”這位姨太委屈地當場就流下了眼淚，但段祺瑞毫無憐香惜玉之情，又將她狠狠訓斥一番才罷休。從此，家中再也沒有人敢向段祺瑞求情。

當上內閣總理以后，合肥老家經常來人拜訪，目的是想求他給謀個好差使，段祺瑞一概不予辦理，只是好吃好喝地招待這些親戚幾日，然后給些錢將他們打發走。就連他的胞弟段啟甫上門，他也是毫無情面。其實，對于一位國務總理來說，安排個差使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段祺瑞認為段啟甫不是做官的料，對他說：“你不適合做官，還是給你一筆錢，回家做個買賣吧。”因此，段祺瑞的親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發大財的，這在當時的軍政要員中極為罕見。

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這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中是絕無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著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凱以送套房子給他干女兒的名義，給了段家一棟房子。這棟房產的原房主是與袁世凱打牌輸了四十萬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給袁世凱的，可沒給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兒子拿著房契來找國務總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見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話沒說，帶著一家人搬了家，這棟房子只住了兩年。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七萬元，后因無力償還被黎元洪告上了法庭。這件事足可說明，當時段祺瑞確實是一位沒有多少家財的“貧窮總理”。

段祺瑞在下臺之后，濟來源減少，為了節省開支，段祺瑞一改從不管家的習慣，親自過目家中每日的賬目。為了減少開銷，段祺瑞在天津英租界47號路租了一套費用較少的住宅。喬遷之后，他連平日里十分喜歡的麻將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饅頭、素菜為主，四季均著布衣。公館的規模也縮小了，廚房里人也少了，當差打雜的加上看門的，不過十來個人，原來太太小姐們每人屋里三四個老媽子也壓縮到一兩個。直到后來，除留下張夫人在身邊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減少開銷。家里時常出現揭不開鍋的窘困局面，多虧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輪流為段站崗放哨，幫助處理些雜務，這才使得公館中不至于到了黃葉滿階無人掃的地步。

1930年2月，馮玉祥和閻錫山聯合反蔣，日本人認為有機可乘，密謀策動“北洋派大同盟”，擁戴段祺瑞和吳佩孚為領袖，組織華北傀儡政權，以控制華北地區。在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策劃之下，段祺瑞和溥儀曾在天津有過一次密謀的會晤，不過雙方都不愉快。事后有人問及，段祺瑞生氣地說：“鄙人不才，忝為國家元首，這小子到今天還擺皇帝的臭架子，真是豈有此理！”由于段祺瑞和溥儀的不歡而散使得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扶持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土肥原賢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訪段祺瑞，想請段出面組織華北政府，并許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將會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嚴詞拒絕。日本人的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畢竟段祺瑞在當時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如果段祺瑞和日本人合作，那勢必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蔣介石很快就采取了行動，他通過國民黨皖籍要員吳忠信引見，在北京飯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綱見過一面。蔣介石很誠懇地對段宏綱說：“我也是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因公務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

蔣介石早年曾就讀于保定軍官武備學堂，段祺瑞當時兼任該校總辦，雖未為蔣介石直接授業解惑，但也算有師生之誼。會見后，蔣介石派吳忠信去天津拜訪段祺瑞，送去兩萬元生活費。以后經常贈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開銷。這些錢對于捉襟見肘的段祺瑞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也讓他加深了對蔣介石的好感。1933年1月19日，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持蔣介石親筆信趕到天津。信中，蔣介石懇請段祺瑞“南下頤養”，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隨時就商國事”。此時已經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本想在北方頤養天年，但當時風傳日本人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因此段祺瑞也同意南下，他對錢永銘說：“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認為我南下于國事有益，我可以隨時就道。”

在彌留之際，段祺瑞依舊對國事民生十分關心，留下親筆遺囑“八勿”，闡述復興之道，足可傳世。其中說：“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諸生寄死歸之理，一切無所縈懷，惟我瞻四方，蹙國萬里，民窮財盡，實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謀，國人或不盡省記，今則本識途之驗，為將死之鳴，愿我國人靜聽而力行焉！則余生雖死猶生，九原瞑目矣。國雖微弱，必有復興直道，亦至簡單。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本此八勿，以應萬有，所謂自力更生者在此，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這“八勿”之說無疑是段祺瑞一生的政治、軍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體會和經驗教訓，對后來的執政者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

歷史上對于段祺瑞一生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梁啟超曾評價說：“其人短處固所不免，然不顧一身利害，為國家勇于負責，舉國中恐無人能比。”后人對段祺瑞評論也非常多，有挺其品質高尚，愛國有心；有罵其軍閥習氣，傾心權術，迷信武力。段祺瑞作為一個有爭議的北洋軍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能得以蓋棺定論，這同毛澤東對他的一番評價有關。解放初期，章士釗曾將段祺瑞的歷史扼要書呈毛澤東。毛澤東閱后哈哈一笑說：“有功有罪，已經化敵為友了嘛。”1953年春，其子段式巽去北京，章士釗、李濟深兩位老人對他說：“你想，政府買下你段氏一處產業，花三千元，使用你們的房產，也每月按糧價折款付給租賃費，何曾作為‘敵產’對待？”這也正說明，人民政府也肯定了段祺瑞在晚年保持民族氣節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