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題詩、作文、寫字或者繪畫，因為人情往來，多少總有些酬勞。這份酬勞，古人稱之為潤筆。潤筆一詞，出于《隋書·鄭譯傳》。隋文帝賜宴鄭譯于醴泉宮，“令內(nèi)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颎戲謂譯曰：‘筆干。’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后世便稱“以物求文，謂之潤筆之資”。

古代沒有稿費制度，文人即使寫出了字字珠璣的錦繡文章，也未必能變現(xiàn)。所以趙壹說“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李白說“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用力多而所獲寡，抱槧懷鉛之士對于文章的廉價不無抱怨。

但是歷史上有的作家潤筆之高卻令人咋舌。歷史上第一個拿到高潤筆的作家，大概是漢代的司馬相如。王楙在《野客叢書》中說：“作文受謝，非起于晉宋。乞米受金，為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于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司馬相如應陳皇后所請而作的是《長門賦》，但陳皇后因為一篇賦而重新得寵之事卻于史無征。辛棄疾在《摸魚兒》一詞中說：“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便道出了陳皇后買賦之后辛酸和無奈依然如故的事實。盡管陳皇后不曾因為《長門賦》而扭轉(zhuǎn)頹勢，但是司馬相如所得黃金百斤可謂一筆巨款。顏師古在《漢書》注中指出，司馬相如所處的時代，“一金，萬錢也”。按這個比例計算，司馬相如《長門賦》賣到了一百萬的價錢。

雖說善惡在我，毀譽由人，但文章具有鑠金之力，“隨你清如伯夷，少不得一篇極惡的文章送歸林下;隨你惡如盜跖，少不得一篇極好的文章送歸地下。”因此，唐代人對于作為蓋棺定論重要組成部分的碑銘非常重視，一反過去不樹不封的傳統(tǒng)，極其重視樹碑刻石。根據(jù)《新唐書》記載，李邕作文，長于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后所受鉅萬計。”以致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杜甫在《八哀詩·贈秘書監(jiān)江夏李公邕》中也寫道：“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這表明李邕不但以寫碑頌獲得了可觀的潤筆，所寫碑頌還成為至高典范。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卓然成一家之言，被人視為泰山北斗，但在碑銘的寫作上也不遺余力。因為聲名顯赫、地位高貴，韓愈所獲潤筆不菲。劉禹錫在《祭韓愈文》中指出：“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韓愈一個字可以換來一座金山雖然不無夸張，但韓愈賺得盆盈缽滿卻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門客劉叉都看不下去了，“因持愈金數(shù)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裴度修繕福先寺，皇甫湜寫了《福先寺碑》一文，《新唐書》記載，“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皇甫湜身為韓門弟子，在當時負有文名，但每個字索要三匹縑，潤筆堪稱是天價了。盡管如此，裴度認為皇甫湜乃“不羈之才”，還是如數(shù)滿足了他的要求。

宋代詩人梅堯臣聲聞于宮禁之中，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說：“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zhuǎn)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shù)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于時如此。”趙宋皇室以美酒為束脩，問學于梅堯臣;以數(shù)千錢為潤筆，購買梅堯臣一首詩，除了凸顯其名重于時之外，也反映了其潤筆之高。

古人潤筆之高，可能是文章物有所值;也有可能是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而虛高。需要指出的是，文章乃不朽之盛事，作者寄身翰墨，當以器識為先，若墮落為單純追求高潤筆的文人，便無足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