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紅樓夢》中人物形象骨肉的刻畫，豐足程度大概無出王熙鳳之右者。有學者評價曹操說，“罵曹操，恨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由此，也有學者評價王熙鳳說，“恨鳳姐，罵鳳姐，不見鳳姐，想鳳姐。”而筆者身為法律人，由鳳姐最先想起的，則是三個典型的婚姻法案件。雖然脈絡粗疏，卻也算略略勾勒出鳳姐的一生命運，正應了那一曲《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一、借勢弄權逼人退定

在第十五回，賈府為秦可卿送殯，安靈于鐵檻寺。鳳姐要留下照看道場，當天晚上在附近的水月庵住下。庵中主持名叫靜虛的，就乘便求鳳姐辦個事。原來長安有一待嫁女子閨名叫張金哥的，受了原長安守備家的聘定，又被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看上。張家正拿不定計策，兩處為難。守備家先鬧了起來，打官司告狀，偏不許張家退還定禮。張家為此賭上了氣，一意要退還定禮，拐彎抹角通過靜虛求到賈府門上，“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愿。”

所謂受了聘定，是指婚姻六禮程序的第四個階段——納征，即在經過納采、問名、納吉三個階段之后，由男家向女家贈送聘禮，俗稱“放定”。此舉所含意義其實非同小可，標志著男女雙方婚姻關系的正式成立。一些有條件的大戶人家，為表示鄭重其事，往往還會贈送兩次聘禮。第一次是“過小禮”，或稱“放小定”;第二次是“過大禮”，或稱“放大定”。

男家向女家贈送聘禮，一般會附上禮單和通婚書。哪怕沒有通婚書，女家一旦接受聘禮，也和寫立婚書一樣。此時，盡管還有請期、親迎兩個程序要走，但男女婚姻關系已視為成立，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受到法律保護。按《大清律例》，“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娶者，知情，與同罪，財禮入官……”

所以原長安守備家向張家放定后，得知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公子執意要娶張金哥，就理直氣壯地質問張家，“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并尋求司法救濟，提請官府公斷。如張家堅持退定另嫁，李家在知情之下一心定娶，依律要各受七十乃至八十的杖刑，財禮也要沒收充公。不過紙面上的法律未必能嚴格兌現，張家的應對策略是，找到原在長安善才庵內出家的老熟人靜虛，向賈府遞話求助。

其暗含邏輯是，在賈府赫赫權勢面前，司法者將不得不屈從以對，在個案層面也就實現了法律對權勢的退讓。人治社會中，這一應對策略自有深厚文化性格淵源和民族心理土壤，遂成為普羅大眾下意識的通行做法。

鳳姐既貪圖三千兩銀子報酬，更迷戀權勢虛榮滋味，經不住靜虛拿話一激，“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稀罕他的謝禮，倒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便即一口應承，命府中主辦文書往來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給長安節度使云光。云光久承賈府之情，區區小事，樂得用法律來換人情，當然不在話下。

只是在當事人而言，區區小事委實性命攸關。在第十六回，守備家懾于云光權勢，忍氣吞聲受了前聘之物。張金哥聞知退了前夫，自己被另許李門，竟然用一條汗巾自縊身亡。守備之子倒也是個情種，緊跟著投河赴死。

一對婚姻不由自主的青年男女，是放定還是退定，全憑父母之命，自己一點不能發聲。但他們身處當時社會，放定即已確定夫妻身份的法律觀念，早在心目中牢不可破。當彼此以夫妻身份互視，守以夫妻之禮，卻橫遭鳳姐等外力蠻橫干涉，他們所能持之抗爭的，唯余一條性命罷了。于是一個從一而終，一個不負妻義，用最為激烈的方式發出了自己的不平吶喊。

二、指使張華狀告賈璉

在第六十七回，鳳姐從興兒口中得知賈璉背著她偷取尤二姐一事，當真是越想越氣。她也當真非比尋常人物，氣到極處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第六十八回專門寫她如何縝密謀算，用軟刀子一步步將尤二姐逼到了絕境。鳳姐整個算計的核心一環，就是指使尤二姐的前夫張華，跑去都察院喊冤狀告賈璉，“國孝家孝的里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

在第五十八回提及“國孝”，因宮中一位老太妃薨逝，“敕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在第六十三回提及“家孝”，說得是賈璉的叔父，寧國府名義上的家長賈敬，“吞金服砂，燒脹而歿。”

古人治家治國，孝字為本，體現在婚姻法律關系上，“居喪”構成男娶女嫁的法定延遲事由。雖然與法定禁止事由不同，居喪不會使得婚姻關系無法成立，其效力在于延遲婚姻關系的成立，但居喪嫁娶仍須受刑律制裁。何況叔父是至親，賈璉為賈敬服的是期親之喪，外加國喪之期未滿，按《大清律例》，對賈璉居喪嫁娶行為施以杖擊八十的刑罰，只會嫌輕不會嫌重。

再者，強逼退親和停妻再娶也構成犯罪，一個破壞外部婚姻關系，杖擊八十;一個破壞內部婚姻關系，杖擊九十。作個不怎么恰當的類比，前者相當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后者相當于重婚罪。數罪并罰之下，考慮到賈璉“背旨瞞親”的主觀惡性較重，“仗財依勢”的客觀情節惡劣，直接一通亂棍打死都是有可能的。

誠然，且不說賈府位屬國戚勛貴階層，享有“八議”的法外特權，僅就其權勢的日常影響而論，對賈璉追究刑事責任也決計到不了處刑的那一步。書中非常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社會的司法狀況，即官府懼怕權貴，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甚至不惜枉法阿附。而通過都察院斷案折射出這樣一種法制全景圖，更具有莫大的諷刺意味。

都察院是監察機構，負責“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有一定的司法權限，宗旨是“彰善癉惡，激濁揚清”。聽起來很清廉很公正，似乎專以不畏權貴為天賦使命，實則卻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都察院坐堂問案，先收鳳姐遣人送去的三百兩銀子，后收賈珍遣人送去的二百兩銀子，毫無心理障礙地吃了原告吃被告。官司的正主兒賈璉和賈蓉，從頭到尾不露一面，只有家仆到堂對詞。最終結案時，察院簡直成了鳳姐的傳聲筒和復讀機，鳳姐怎么透露消息給他，他便怎么原汁原味下判決。

按《大清律例》，“凡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受財枉法的，數額在八十兩以上即處以絞刑。風憲官吏身份特殊，“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身為風憲官的察院，豈會不懂法律，只因深知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常態，才敢知法犯法，心甘情愿地讓鳳姐等權勢人物褻玩司法權力！

三、一朝被休哭向金陵

在高鄂的續書里，鳳姐是病死的，盡管病死前在第一百十回，“王鳳姐力詘失人心”，似也暗合《聰明累》的曲辭本意。但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釵正冊中，鳳姐的命運判詞寫得分明，“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一從、二令分別代表了鳳姐人生的前兩個階段，具體指什么不在本文討論范圍。至于其人生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階段——人木二字，系采拆字之法，合起來指稱一個“休”字。也就是說，曹雪芹的寫作本意是讓鳳姐被賈璉一紙休書逐出賈府門戶。

鳳姐是賈璉正妻。《說文》釋妻為“齊”，《白虎通》謂，“故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然而，在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傳統中國社會，這一夫妻平等的理想狀態僅僅是名義上的，實質上妻的地位比之夫的地位遠遠不及。對此，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有詳細的事例和法規論證。只不過妻子比夫不足，比妾有余，法律上為保障妻子的根本婚姻家庭地位，對丈夫休妻的行為加以了嚴格限制。

我國自唐代以來，就確立了“七出三不去”的法定休妻條件，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相沿襲。“七出”是從正面進行規制，即妻子有“無子、淫逸、不事舅姑、多言、盜竊、妒忌、惡疾”等七種情形，丈夫方可休之。因在父系倫理邏輯下，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是以“無子”為七出之首。“三不去”則是從反面進行規制，即哪怕妻子犯了七出，只要有“三年之喪、前貧賤后富貴、有所娶無所歸”等三種情形，丈夫也不能休妻。

按《大清律例》，“凡妻無應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杖八十。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減二等，追還完聚。”所謂“義絕”，指夫妻恩義已絕，大致類似我國當代《婚姻法》中的“感情確已破裂”。所明顯不同的，是前者作為離婚條件帶有強制性。從這一層面來說，“七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只可惜自主權完全操于丈夫之手，妻子并無對等的反制措施，只能被動接受。

對照法律要件和法律事實，鳳姐有無淫逸和妒忌不好說，不同的觀察角度有不同的結論，但要說她無子卻是碟子里盛水——一眼看到底。既犯了“七出”之首，又不符合“三不去”中的任一情形，所以縱然是鳳姐這等“一萬個男人都不及”的女強人，左右他人婚姻大事，肆意褻玩司法權力，風光無限機關算盡，到頭來卻還是命運由人不由己，一朝被休，哭向金陵事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