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歷十二年，即清朝順治十五年、日本萬治元年(1658)六月間，鄭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東渡日本長崎，遞交了鄭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將軍德川家綱的書信。鄭成功在書信中首先稱贊頌了幕府將軍，接著結合自身經歷，說：“成功生于日出，長而云從，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戰占師中貞吉”，并以唐將徐世勣賜姓李自喻，以顏真卿氣節自勵，以示抗清決心。鄭成功希望發展與日本的友好關系，但關鍵是書信的結尾，指出：“中興伊邇，敢望僧桂梧、如昔重來。文難悉情，詞不盡意”，暗喻南明將興師北伐，乞兵曲筆之隱將由桂梧、如昔去長崎面敘。結果如何呢？據日本平凡社編《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絕了鄭成功借兵請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是，事實上德川家綱這次是用實際行動響應鄭成功乞兵，這是迄今中日兩國史壇所忽略的問題。歷史是復雜的，我們應該感謝朝鮮史籍留下了有關記載。

根據朝鮮手抄本李《漂人問答》援引明遺民曾勝供詞云：“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隨漢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乃回師?！边@就是說，“庚子夏初”系當南明永歷十四年即清順治十七年、日萬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興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漢人”向導下“以向北京矣”，意味著日本在中國明清交戰中已公開站在南明一方，與清廷單方面處戰爭狀態。然而，途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顯然日軍海中遇難者不少，才使這非同尋常的“大舉兵”以“回師”了之，與清廷安寧如故。李當時為朝鮮濟州特使，所撰《漂人問答》是據他親自訊問曾勝等明遺民而成書，是書現藏干日本天理圖書館，1982年《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十五輯附該書影印照片全文。曾勝上述供詞的史料性，是絕對可靠的。

曾勝何許人？乃福建人，生于明崇禎四年(1631)，成長在明清動蕩年代。而據朝鮮史籍記載，清康熙六年即李朝顯宗八年(1667)六月，朝鮮地方官員報告：“唐船一只漂泊(濟)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載物盡皆沉沒，所余無幾。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頭。觀其服色，聽其言語，則的是漢人。招致其中為首者林寅觀等，書問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則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將向日本商販，洋中遇風以至于此云”，而此95人為首者乃林寅觀、曾勝、陳得。據朝鮮史籍記載李朝譯官問語，林寅觀等人答云“藩王與鄭經之物也”，足證此95人乃臺灣鄭氏官商。他們是當年五月初十日從臺灣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風，二十三日漂到濟州島時船體破碎，為朝方收留。曾勝身份清楚了，那么他為何在“日本大舉兵”事隔七年后才吐露歷史真情呢？

首先看看林寅觀、曾勝、陳得為首的95人此次去長崎的背景，據《漂人問答》援引林寅觀的話說，“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與我藩議和。而我藩即欲啟聞(日本)國君，寅等欲乘風開缸。此書預先寄來，寅等未知后事”?！翱仔彰险隆保浮懊稀?、“元”兩字同義，故當時人亦稱孔元章?？自?，于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臺灣招撫，而同年十一月清朝閩水師提督施瑯《邊患宜靖疏》指出“總兵孔元章招撫回歸”，足見上引林寅觀“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與我藩議和”的資料是可靠的?！按藭A先寄來”，系指鄭經致日本國王書是東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給林寅觀、曾勝等人，雖然《漂人問答》又援引林寅觀等人的話說此書信由于船體破碎“失于漂沉之時”，但蔡政致寓日明遺民的三封書信猶存并讓朝方閱覽，顯然“失于漂沉之時”是出于保密需要的推托之詞。不過，林寅觀等人在答復朝方詢問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鄭泰長崎存銀和“會聚兵馬”機密，使朝方留下了“漢人行中有請兵日本文書”的印象。不難看出，孔元章往臺灣議和時，鄭經正謀求借兵日本。當時，李氏朝鮮與清廷有外交關系，故朝方對鄭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細心盤潔，林寅觀回答時順便說出“前年日本王許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而曾勝不禁就將“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的歷史秘密說了出來。

本來德川幕府在中國明清交戰中是同情南明，將清兵入主中原視為“華變于夷之態也”，但對南明多次乞兵一直冷淡，可見其所持的態度是非常慎重的，所謂冷淡，并非等于不愿出兵，何況當時日本還“頗有經略中國的雄心”，但因為此事關系到與清廷的兩國關系，所以不能不權衡明清戰事演變和得失利弊，慎重對待之。如南明隆武二年(1646)鄭芝龍遣使乞兵，據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記載，德川幕府“以拒絕為恥，紀州、尾州、水戶之藩更竟欲出任總大將”，只是獲得鄭芝龍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使出兵成為泡影。結合當時明清斗爭形勢，不難看出，“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是經過德川幕府慎重考慮后決定的。鄭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當時永歷方面李定國已與鄭成功約定北伐，李定國還約定李來亨在湖北配合鄭成功北伐出擊，魏耕等人積極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活動迎接北伐，從某種意義上說，南明永歷十二年即清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北伐是關系到明清雙方命運的決戰，關系到清廷能否實現一統局面的決戰。鄭成功深知此舉重要戰略意義，所以北伐前他在廈門積極練兵，籌足軍餉，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與張煌言會師，邀請海外遺民如朱舜水回國參戰，說明他非常重視北伐，充滿必勝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綱信中說“中興伊邇”。這個非同尋常的復明計劃，引起了日本重視。尾張、紀伊、水戶三藩侯都主張出兵，對德川幕府決策影響甚大，經過一年多的準備，終有“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隨漢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戰中出現“夷”變于華之態。誠然，有明一代倭患不絕，實際是與當時日本長期內亂背景有關，與日本執政者不相干，有明一代日本執政者從未向中國出兵，而這次“日本大舉兵”盡管是在鄭成功北伐敗后，且途中遇暴風而“回師”，對明清交戰沒有實際性戰略影響，對當時中日關系也沒有產生復雜化的消極影響，但這畢竟是明清史和中日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為何中日兩國史籍沒有記載呢？因為此事關系到德川幕府與清廷的兩國關系，問題復雜，何況是日本單方面不宣而戰，純屬德川幕府絕對機密，不會輕易公開暴露，更何況未與清兵交鋒就“回師”，日軍未在中國登陸，自然沒有引起兩國史家注意。李氏朝鮮與清廷有著特殊關系，但林寅觀、曾勝、陳得等95人被押送回國慘遭清廷殺害使李氏朝鮮震驚，故以后處理漂來明遺民就格外慎重。李氏朝鮮雖然從曾勝供詞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鮮與明朝有舊，不忘記萬歷壬辰年援朝抗倭之恩，故沒有張揚此事，僅見于私人實錄性《漂人問答》中的只言片語，不易被中日史家發現。不過，鄭成功北伐檄文中聲稱“不期而會者海外一十四國”，則吐露出日本將要出兵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國數十之稱，德川幕府控制諸藩，統一日本，故鄭成功“海外一十四國”實指日本，而“不期而會”則表明德川幕府與鄭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的德川幕府與鄭成功外交活動中已經正式提及到了此次日本出兵之事，如永歷十四年(1660)七月，鄭成功命總兵官張光啟去日本乞兵，十一月張光啟回稱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損失，堅意不允”。“其前出兵損失”，即曾勝供詞說“庚子夏初，日本大舉兵”、“洋中忽遇狂風，舟不得前”，日軍死于海難者不少，成為德川幕府“堅意不允”的表面理由，亦可證張光啟出使日本是日本出兵幾個月后之事。

為何德川幕府對鄭成功乞兵態度前后不一呢？聯系當時背景就能看出其原因所在。本來鄭成功北伐戰爭初期形勢不錯，“四方響應，皆謂中興”，三吳地區人民都希望鄭成功北伐告捷。當時清兵處劣勢，江寧指日可下，全國震動，清廷“欲出京兵”援江寧。但鄭成功在此關鍵時刻犯了驕傲輕敵的嚴重錯誤，如圍江寧而不攻，軍紀松弛，不奪取江寧所屬咽喉要地，使清廷從沿海調兵得以增援江寧守軍，使清兵實力增強，并且后來戰法又不當，如江寧外圍之戰大敗就從鎮江揚帆而去，錯過化被動為主動的機會，北伐終因鄭成功的原因而失敗。北伐失敗，使李來亨、劉體純、郝永忠大順軍余部受到不利影響，不能在湖北荊州、襄陽打開局面，“遂屯巫山巴東之西山”，并意味著南明最后一次的復明希望破滅了。不難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風而回師，德川幕府已得知鄭成功北伐敗后兵力嚴重削弱，永歷朝行將滅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國內陸，德川幕府對南明復明已不抱有希望，豈能不顧中日兩國關系，而再次出兵甘愿與清廷矛盾復雜化并冒勢必失敗的風險呢？所以，張光啟奉鄭成功命出使日本失敗是注定了的。

總之，曾勝供詞值得中日兩國史壇重視。當然，研究歷史不能離開史料，也不能盲目依賴史料，重在廣泛搜索，去偽存真。曾勝供詞一字干金，可彌補中日史乘記載之不足，充實了明清史和中日關系史有關日本應鄭成功請求出兵的內容。本文意見如有不妥當，歡迎中日兩國史學專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