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淫嫖娼現象由來已久，可以說是伴隨著人類文明史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在我國賣淫嫖娼與幾千年的社會發展史更有著不解之緣。王書奴在《中國娼妓史》(1934年)中認為，我國最早的娼妓起源于商代。縱觀數千年的中國娼妓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即宗教賣淫時期。娼妓起源于“宗教賣淫”，或稱“神圣的賣淫”。這種賣淫源于古代巴比倫女子在神殿以“承迎過客(發生性關系)為拜神”的奉獻。我國商代的“巫娼”即屬于這種性質。當時的“巫娼”多是一些擅長言辭、裝飾華麗、歌舞動人的美貌少女。《尚書》中就有“酣歌恒舞，茍于貨色”的記載。

第二階段，可稱為官營娼妓時期。春秋時期，我國即出現將淪為奴隸的女性作為“官妓”以供軍人娛樂的現象。公元前645年，齊國管仲設立七市，置有女閭七百人，征收夜合之資以作軍費，開創了國家經營“官妓”的先河。至唐代，官妓制度才得正式確立。其時，由國家設立教坊(執掌倡優的專門機構)，規定凡在京師的官妓統由教坊管理并在教坊登記注冊。除京師教坊官妓外，全國各大都市都有為當地不帶眷屬的官吏、幕僚而設立的官妓，這些妓女由政府統一供應衣妝脂粉，隨時準備承應宮差。以后歷朝，基本沿襲了唐代的做法，直到明宣德初年取締了官妓，一改唐宋以來的樂戶娼妓制度，成為中國古代娼妓史上的一大改革。營妓作為官妓的一種，則始創于漢武帝統治時期。當時漢武帝為拓寬疆土，征戰頻繁。為鼓舞士氣，他下令在軍中配備女樂，慰勞無妻室的士兵。“營妓”自漢代以來，歷經南北朝、唐、宋幾代不衰。

第三階段是私營娼妓時期。自春秋以來，貴族、官僚、大地主家庭即有蓄養家妓(即本樂)的風氣。與官妓不同的是，家妓是一班蓄養在權貴豪門家中供聲色取樂的女人。這便是私娼(或稱包娼)的原始形態。明代宣德年間取消官妓制度后，“不隸于官，家居而賣奸”的私營娼妓，以南、北二京為中心，大量發展起來。當時即有“娼妓遍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生，生計至此，亦可憐矣”之類的記載。隨著社會經濟，特別是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娼妓更充分地得到了寄生于社會的條件，開妓院賣淫的現象開始大范圍出現。妓女及妓院的身份，也隨之分出了三六九等。如在清朝，即有書寓、堂名、花煙間等區分。

民國時期，娼妓業沒有因為政體的改變而改變，反而突飛猛進。其時的娼妓，沿襲晚清的管理方法，有公娼、私娼之分。所謂公娼，指妓院只需按月交納“花捐”(營業稅)，定期接受檢查，即可公開營業。而那些不納稅、秘密賣淫的妓女，被稱為私娼或暗娼。妓院不僅是賣淫嫖娼的場所，而且也是嫖客與嫖客進行政治、商業等種種交易的理想地點，成為上自軍政要員、下至黑幫流氓云集的場所。至解放前，我國的娼妓業再一次空前發展。當時的資料表明，1948年的北平，每250人中，就有一名婦女淪為娼妓。而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妓女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不僅居全國之首，而且一度號稱世界娼妓之最。據當時的調查，1945年，上海的公娼私娼合計在6-10萬人之間，而當時上海的女性人口約為150萬人左右。照此推算，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個是娼妓。如果削除未成年的幼女和50歲以上的婦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采取了果斷措施，封閉妓院、解救妓女，取締賣淫活動，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基本上根除了娼妓制度。有關資料表明，解放初，北京市先后查封妓院224家，解救妓女11286名，其中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已52歲;上海市在解放初先后關閉妓院800多家，解救妓女約10萬人。這一被譽為“偉大社會變革的歷史事件”作為黨和政府的豐功偉績被載人史冊。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時間里，賣淫嫖娼在我國被基本禁絕。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公安機關按照黨中央、國務院和公安部的統一部署，持續不斷地開展禁娼斗爭，取得了顯著成績。據統計，1985年至1998年，全國公安機關共查處賣淫嫖娼案件147.6萬起，查獲違法犯罪人員291萬余人，1991年到1998年，共收容教育賣淫嫖娼人員25.08萬余名。其中，1998年各地公安機關即查處賣淫嫖娼案件18.9萬余起，查處賣淫嫖娼人員39.9萬余名，收容教育3.3萬余名。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這短短十六個字即體現了新中國執法工作的精神和原則。作為禁娼工作，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