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后期的劉向評價說：“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輕刑事少，與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時五谷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余。”

道家思想問世后，便對政治、養生、思維等產生影響。漢文帝以力量薄弱的藩王身份繼位，初登皇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而黃老學“卑弱以自恃”、“以弱勝強”的特點適合他“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的特點，被其奉為“南面君人之術”。

無欲無爭，保全性命

漢文帝與景帝父子兩代都采用了“黃老”道家學說。首先這與他們的家教有很大關系。漢文帝與漢景帝的母親，都喜好《道德經》而深受其影響，在母親們的教育理念下，道家思想成為文景二帝治國思想的主要來源。時代環境對于道家思想的青睞也影響了二位皇帝。在楚漢相爭時期，張良、陳平、韓信等人靈活地運用道家思想，才使楚軍大敗、漢政權得以建立。而秦末酷法暴政則令人深惡痛絕，在反思其深層原因時，道家思想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并融入包括文帝在內很多人的思想深處。

漢高祖劉邦死后，政權落入其妻呂雉手中，她想將帝位轉給自己娘家的人，于是，大開殺戒，將劉邦的兒子幾乎趕盡殺絕，只有小兒子劉恒幸免于難。這不是呂雉心軟才刀下留人，而是劉恒及其母親“無欲無爭”的姿態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劉恒母親薄氏知道宮廷斗爭的殘酷現實，便苦讀《道德經》，領略道家思想的精髓，走上清凈無為的道路。在母親潛心寡欲思想影響下，劉恒或無意與其他皇子爭奪繼承權，甘愿被分封到西北邊疆、毗鄰匈奴的荒漠貧瘠地帶為代王。劉恒在沒有其他皇子愿意來的偏僻地方為官，幾乎被朝野遺忘，正因如此，才躲過了呂雉的迫害。

呂雉死后，大臣們在尋找合格的皇位繼承人時發現，皇子只剩劉恒一人了。于是，這位遠在邊疆、性情樸實、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便被請到長安，是為漢文帝。

謙卑下位，獲得皇位

劉邦曾談過自己能夠虛心聽取能人的意見是戰勝項羽的主要原因。他說，論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自己不如張良;論撫慰百姓、供應糧草，自己不如蕭何;論領兵百萬、決戰沙場且百戰百勝，自己不如韓信。以“謙卑”之心知人善用，才是自己取勝的根本。這種思想也影響著淡薄名利、潛心學道、在邊塞為代王的劉恒。當他聽說長安來人要迎接他回去當皇帝時，仍舊保持著謙卑下位的姿態。他請示母親，是否可以去當皇帝。母親幫助他分析了形勢，認為，此時是中央政權最混亂的時期，且朝中大臣多是劉恒父輩，很難駕馭。如果冒然前去，可能遭到殺身大禍。于是劉恒派人前去長安打探消息，一了解實情，二為延緩時間來獲取人心。之后，劉恒斟酌再三，才最終決定回長安繼位。

此時中央政府大權實際上掌握在周勃手里，周勃對于劉恒的弱勢了如指掌。對于劉恒來說，在這樣的關鍵時期，對待這樣的關鍵人物須非常慎重。當劉恒從邊塞來到長安城外的渭橋，周勃率領百官跪下接駕，劉恒也立即下馬跪下還禮。這種禮節的選擇，正體現了《道德經》倡導的“謙德”精神。在渭橋過禮之后，周勃想單獨與劉恒說話，劉恒覺得私自與周勃交談，可能引起百官誤解，于是，便拒絕了私人談話，體現了《道德經》所謂“無私”的運用。在周勃將玉璽送上后，劉恒仍然謙遜地說：“玉璽我可以代管，但這個皇帝不一定非是我來當不可，可以為皇帝的人很多，此事過些時日再議。”劉恒運用了道家“不用之用”的智慧，避免了不必要的妒忌發生。

劉恒收下玉璽后，又等了九個月才登基，這一是考慮到同宗兄弟中，還有年紀比自己大的、辦事能力比自己強的，要在獲得他們的支持后登基才能將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二是爭取獲得那些追隨劉邦打天下的老將軍們的支持，自己的政權方能真正穩固。在一切條件完備時，劉恒才榮登皇位。

躬行節儉，增益利民

老子有所謂“三寶”的說法：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除了待人待物的“慈”和“不敢為天下先”之外，在待己方面需“儉”，只有躬行節儉，才能增益利民，而這一點尤為漢文帝所注重。《史記·孝文本紀》中說：“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文帝帶頭為天下人作敦樸的示范，并制定一些節儉的規章制度，推動自上而下實行。據說他的一件黃袍，一直穿了二十年，補之再補。他盡量減輕刑罰，減輕賦稅，寬大包容，為人稱頌。

時人賈山曾說，漢文帝即位后，“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余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發，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所有這些舉措，均體現了黃老道家“尚儉”、“不敢為天下先”的原則，其目的是體諒百姓，與民同樂同憂。西漢后期的劉向因此評價說：“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后，百姓新免于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余政教，輕刑事少，與民休息——即位十余年時五谷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余。”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此后直到景帝、武帝初期的五六十年間，因在政治上貫徹道家的“謙卑”、“無為”之智慧，而使得國強民富，為漢朝四百年政權打下了深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