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的發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門的尊貴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樣，百余年間，僅歷魏、齊、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出宮為尼，實在世所罕見，成了我國佛教史和北朝發展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國史學家和史學界在解釋和評說這一歷史現象時，存在著一種傾向：即多以佞佛釋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晉書。何充傳》載：“二郄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書。侯希逸傳》亦載：“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佛教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洛陽，漢未曹魏時期在河南地區初步傳播，西晉十六國時期迅速傳播和興盛，至北魏臻于極盛。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正是東漢讖緯迷信盛行之際，占星、望氣、風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但佛教自傳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發展。究其原因，中國早期的佛教表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漢至南北朝，外來的佛教愈來愈具有中國的特色，比較廣泛地流傳于民間。連年戰亂，社會黑暗，民不聊生，為佛教的流傳創造了合適的土壤;魏晉玄學所造成的社會清談風尚，又為佛教崇尚虛無、追求精神解脫的思想傳播奠定了基礎;同時，佛教的因果報應和六道輪回之說，很容易使人麻醉。在這個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與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門閥世族的倡導下，得到了統治階級進一步的支持和扶植，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南北朝各代統治者，包括皇帝、貴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圖澄、鳩摩羅什先后被北朝后趙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堅尊為國師。南朝梁武帝更是一個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為國教，曾四次舍身出家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資贖回。北朝當無例外，以北魏為例，各帝王大都倡導、弘揚佛法;據史書記載，北魏遞傳15主(連同西魏)，幾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導，且主譯經、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詔復興佛法，天下承風。大同云崗石窟，成古今無比之偉觀。

共有造像記及題刻3680品，元魏時代造像記有300品，題名為200品，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中最為珍貴者。宣武景明元年詔營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個。文明皇太后、馮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長安出家;宣武靈皇后胡氏更明言為佛法而出家為尼。其時洛陽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時居外國沙門3000余人。當時文人學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廟僧人快速發展。從這樣的大背景來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宮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學者指出，應該從當時寺院經濟的特殊地位來探討、分析這么多帝后出官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興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時，國都洛陽有寺1367所，江北整個地區有寺3萬余所，出家僧尼達200余萬人。與此同時，這些佛教寺院都擁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勞動力，逐漸形成了相當獨立的寺院經濟和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寺院擁有大量土地財富、不事生產，卻享有門閥世族地主階層的特權;他們通過出租或役使依附農民，經營商業，發放高利貸等，剝削廣大勞動人民，聚斂財富。

當時無神論者范縝在《神滅論》中曾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揭露：人民傾家蕩產去求僧拜佛，糧食被游手好閑的僧眾吃光，財富被奢侈的寺院耗盡！壞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頌“阿彌陀佛”！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后的出家為尼，應與此有關

近幾年來，曹文桂等學者載文指出：如果我們細讀史籍，便發現北朝17帝后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歸納為五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原因中唯獨沒有一項與佞佛有關。這些帝后出家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因為健康的緣故，寺庵的環境極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復;其次是有的帝后在爭寵的角逐中，由于失寵而被逐出宮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淪為犧牲品的，對這些失敗的帝后來說，入尼庵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去處;第四類是幼主嗣位后兩宮爭權的失敗者;最后則是希圖入寺尋求政治避難的。北朝中后期，寺院勢力在統治階級的扶植下發展迅速，僧尼人數眾多，佛寺遍及全國，其中不少佛寺即為最高統治者出資所建，這些御立寺庵皆窮極奢麗，收容帝后為尼最多的瑤光寺還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宮女。所以這里名為寺院，實是帝后優游享樂的另一處別宮，被廢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內主之尊，而在物質生活上與宮內差異不大。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北朝帝后為尼與被貶人冷宮相比，是一種優待，這無疑會刺激和吸引失敗者的帝后入宮為尼。

還有的學者認為，北朝諸帝的祟佛或滅佛，都是帶著特定的目的的。如魏之太武帝的毀佛，就是因為他發現佛寺有兵器、藏財富、匿婦女，于是詔誅長安所有沙門，焚燒經像。很不尋常，這么多帝后出宮為尼，竟然是不得已而為之，讓人不得不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