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汪精衛堅信抗戰必亡國滅種，且認為自己同日本簽的文件算不上賣國契

汪精衛投敵的最大理由，是所謂“戰必大敗”，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衛自謂，若“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

但他又說，“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汪精衛遂從重慶出走，在1938年12月發表“艷電”，一步步成為漢奸。

汪精衛后來一再為自己的“主和”主張辯解，稱“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此“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就要“國亡滅種”，只有先“恢復中日和平”，再“確立東亞和平”，才能“復興中國、復興東亞”。

在汪精衛而言，他起初不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但到了實際談判時，他才發現日方殊無誠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約”，規定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陳公博看到密約后，對影佐禎昭說，這“簡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國”，影佐也不諱言：“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將對話內容告知汪精衛后，汪回答：“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對此他并不自信，只是聲稱：“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么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2、汪精衛口頭上一再辯稱欲為國家保存元氣，但偽政權并沒能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汪精衛一再以“賣身救國”自我辯解，汪自稱投敵的目的是，“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復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南京偽政權成立前，汪精衛又對追隨者說，他們要“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于抗戰無害，而反于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但汪偽政權在淪陷區助紂為虐，協助日軍壓制民眾、征收物資，其基層官員還橫征暴斂。

僅舉一例，偽縣署規定辦理“縣民證”，收取紙張費用2角，“但官與吏上下交征，準偽縣署以下區鄉公所加收至每紙五角，而主辦之偽員竟索至七角，最后送達差役則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費多于正費10倍，閉塞之鄉領用‘縣民證’者，更須二元三角”，如此盤剝，談何保存“淪陷區人民之利益”？

汪精衛對組建偽政權的種種規劃，乃是基于幾個錯誤判斷，其投敵前后，正是抗戰最艱難時期，廣州、武漢相繼淪陷，美、英等國也沒有開展全面援華的表示，這使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相信，“日軍必繼續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戰爭必不致發生”。

而當時確實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來追隨汪精衛投敵的一干人外，所謂“低調俱樂部”中還有胡適、陳立夫、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會使中共坐大的觀察，汪精衛很自然地認為，主和是大勢所趨，要保存中國，就只有同日本和談。

談判時，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以為登高一呼，云南、廣西、四川等省就會群起響應，到時不愁沒有與日本談判的籌碼。

然而汪精衛的大多數判斷都錯了，汪偽政權沒能招降到任何實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慶等后方城市沒有被占領，太平洋戰爭又復爆發，蔣介石“苦撐待變”的戰略成功了。

汪精衛因死于日本戰敗前，未能留下一份詳盡的自白書，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當于汪精衛遺囑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發表，對于此文真偽，至今尚存爭議，然其內容實不失為汪精衛的一個“自辯”。

尤其“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鮮明地表現了汪精衛對中日戰事的看法，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發生了根本改變，其投敵正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