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漢代時其就已是江淮水路的樞紐、南北貨物的集散中心。時至三國，特別是赤壁之戰后，隨著主要戰場南移，合肥的戰略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升，成為了曹操集團的軍事屏藩、東方的戰略據點，曹操四次親…合肥，北通淮河，南達長江，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齒”之稱，漢代時其就已是江淮水路的樞紐、南北貨物的集散中心。時至三國，特別是赤壁之戰后，隨著主要戰場南移，合肥的戰略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升，成為了曹操集團的軍事屏藩、東方的戰略據點，曹操四次親自征伐孫權，均是由合肥越巢湖進兵的。肥水發源于合肥西北將軍嶺，西北流入淮河;施水也發源于合肥西北，向南流經將軍嶺東，折向東南，經合肥城，至施口入巢湖，夏日暴雨時河水暴溢，肥水施水合為一體，故稱合肥。正因為如此，合肥之地可謂是攻守兼備的要塞。該地地處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邊，又扼孫吳北取徐揚之路，是孫吳北上爭奪中原的必爭之地;同時，其又南控巢湖，巢湖東端有條濡須水(今運漕河)，自巢縣東南行，流至蕪湖北方入長江，遙望建業，能夠對東吳構成威脅。為了遏制曹軍的南下勢頭，孫權在濡須水險處夾水立塢，作為東吳的北門鎖鑰，以防曹軍水師南下入江，這就是東吳江北要塞濡須口的由來。

在劉備得到益州后，孫權還不敢公然與劉備決裂，就派人去討還南郡，南郡是荊南四郡與巴蜀諸郡相互聯系的唯一通道，戰略意義不言而喻，劉備那肯歸還，雙方關系陡然緊張起來。劉備軍主力一度進至公安，孫權也親往荊州督陣，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曹操見南方兩強產生了裂隙，決定暫時不加干涉，并借機進攻漢中的張魯勢力。建安二十年(215年)，曹軍平定了漢中全境，對益州構成了巨大威脅。劉備懼怕曹操勢力進入益州，遂與孫權進行和談，約定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歸孫權，南郡、零凌、武陵三郡屬劉備。孫、劉聯盟再次形成，作為回報，孫權親自率十萬大軍圍攻合肥，策應劉備，以減輕蜀中壓力，同時為自己爭取日后進軍中原的基地，“合肥之戰”就此打響。

建安二十年(215年)冬，東吳孫權率領十萬大軍進圍合肥，合肥當時僅有七千守軍。張遼等守將正在商議御敵之策，突然想起了曹操往征張魯時讓護軍薛悌帶來的一封書信，于是共同拆信視曹操所教，信中言道：“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不得與戰?！敝T將皆為此感到疑惑。此時張遼便說：“曹公遠征在外，待其救兵來時，敵軍必定已攻破我們了。所以曹公教我等眾將，待敵軍未合便逆(迎)而擊之，摧折敵軍鋒銳，以安眾人之心，然后方可堅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須疑惑？”李典素與張遼不和，但此時聽到張遼這番推心置腹的話語，也頗為感動：“此為國家大事，就看你的計謀定得如何而已，我豈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

于是，張遼在夜間募集敢于逆擊敵銳之士，共得八百人，遂開剝牛支讓將士飽食，準備明日大戰。天尚未亮，張遼被甲持戟，獨自先登直陷敵陣，立殺數十人，斬其二將，并于陣中大呼己名，然后突擊沖入重壘，直至孫權麾旗之下。孫權見狀大驚，其眾手足無措，不知所為，只得走登于高丘之上，僅以長戟自守而已。張遼見敵軍退避，便叱喝孫權，邀其下來對戰，孫權心中恐懼而不敢動。后來，吳軍發現張遼所領之兵原來甚少，便忽然聚眾軍數重圍困張遼。張遼于吳陣左右突圍，直前急擊，其圍不禁沖撞而開，張遼將領麾下數十人得以脫出。但陣中尚有馀眾未出，皆號呼張遼道：“將軍舍棄我們了嗎！”張遼復又還入重圍，救出被困馀眾。孫權人馬皆望風披靡，無人敢抵擋張遼。朝辰戰至日中，吳軍銳氣為張遼所奪，曹軍此時還城修業進行守備，眾心方才安然下來，諸將對張遼所為均表嘆服。孫權圍攻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只得還軍退師。張遼率諸軍乘勢追擊，差點可以再有擒獲孫權的機會。曹操得知，張遼、樂進、李典這次以七千人大敗孫吳十萬軍，曹操大為嘆賞，封張遼為征東將軍。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戶。樂進并前功增邑五百，共一千兩百戶，分出五百戶封一個兒子為侯爵，樂進升至右將軍。這就是《三國演義》，“張遼威震逍遙津”一回的故事原型。

逍遙津一戰，張遼將軍大義凜然的雄姿著實讓人感動，飛刀兒時初讀三國，就為張將軍的氣概所折服，一個毫無背景，僅靠著一身武藝和滿腔熱血打天下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和佩服嗎？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個與傳統故事中截然不同的曹操，他知人善任、賞罰分明，不愧為一代英杰。晉代史學家孫盛在評價這一戰役時，對曹操的用人水平也給與了很高的評價：“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墯;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后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可見，“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諺語決不僅是個笑談呀！

孫權在赤壁后數次率領大軍，從濡須口北上猛攻合肥，就是希望將前線向前推進，以合肥為北屏障，以巢湖為水軍根據地，效法春秋時期吳國圖霸中原時的策略，借助水軍優勢北入淮河，將自身范圍從長江流域北上擴展到淮河流域，做進一步北上的基礎，進而圖霸中原。相反，若從荊州北上，雖說可直抵宛洛，威脅曹操集團的統治中心，但這些地區更適宜步騎作戰，即便能夠僥幸獲勝，也不利于東吳兵將日后的防守。因此，對于孫吳集團來說，合肥的戰略地位較荊州更為重要。

事實上，軍事上的勝利并不是僅僅以斬殺對手的多少來評判的，是否能夠達成自身預定的軍事戰略意圖才是最終的評判標準。譬如，西漢時期的漠北之戰，河南、漠南之戰后，匈奴單于雖率部遠徙漠北，仍不斷攻掠漢朝北部邊郡，企圖誘漢軍越過大漠，以逸待勞，擊滅漢軍。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漢武帝遣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兵分兩路深入漠北，尋殲匈奴主力。并組織步兵數十萬、馬數萬匹以保障作戰。經過一系列的慘烈交戰，漢軍共殲滅匈奴軍九萬余人，自身亦損失兵力數萬人，馬十萬余匹。至此，由于大批有生力量被殲、大批物資喪失，匈奴單于不敢再在大漠北緣立足而向西北方向遠遁，因而出現了“幕南無王廷”的局面，使其一時無力渡漠南下。雖然漢軍同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該戰役的戰略意義卻異常深遠，甚至決定了人類歷史的格局。武帝戰勝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亞的商路，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歸屬于漢朝。從此，在從中原到中亞的絲綢之路上，西漢的外交使節和商人往來不斷，絲綢之路逐漸成為中西交流的一座橋梁，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集體進步。反觀逍遙津一戰，吳軍的軍事目的是攻占合肥城，將防御陣地北移，打開曹操集團南部屏障，使水師北入淮河，聯通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兩大水系，作為日后進圖中原的基礎;而曹軍則是以“防守合肥城，防止吳軍北進”為最終目的，為主力部隊進取漢中爭取時間。顯然曹軍最終達成了預定的目的，而且在達成目的的前提下，付出的代價又大大小于吳軍。同時，在吳軍心理產生威懾，使之對于陸戰喪失了信心。此后，東吳將戰爭重點從合肥地區轉向荊州地區，促使孫、劉聯盟的最終破裂，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孫吳的合肥攻略一直無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