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中國和瑞典聯合組建西北科學考察團。此前，北大教授劉半農參與了相關談判和協調工作，實則阻止外國人對我國西北地區的單獨考察。其間，瑞典探測家斯文海定曾與他商議，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于是劉半農托給魯迅交往密切的臺靜農寫信，征詢魯迅本人意愿。

臺靜農的信是那年9月17日寫的，魯迅9月25日收到后當晚即予回復。魯迅首先請臺靜農轉告劉半農：“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接著，魯迅表明了原因：“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這賞金)。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這賞金)。”

《小約翰》是荷蘭作家凡·伊登的代表作，是一部寓意深刻、境界開闊的童話作品。故事講述了一個叫小約翰的孩子，帶著小狗，劃著小船，獨自離家，在奇妙的大自然里暢游，最終懷著對人類的愛回歸現實生活。魯迅對該書盛贊有加，稱之為“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

毫無疑問，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壇上最具世界性眼光的作家之一。他認為有資格獲得諾獎的，必須是世界頂級大師，而這份榮譽，中國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作家當下還難以企及。魯迅明白，之所以有人想提他的名，不過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人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這對諾獎本身來說也是一種缺憾。

但是，魯迅覺得決不能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在提名和評選上取巧。他說：“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其實在其他文學大獎的評選上，反映中國題材的文學作品也備受關注。如1933年法國龔古爾文學獎授予馬爾羅的《人的命運》，這部長篇小說即取材于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大屠殺。該書1933年出版后，上海《文藝畫報》雜志作了介紹，稱此獎的頒發“出人意料”，是“將文藝當作了宣傳的工具”，還猜測這是出于龔古爾文學獎的評審立場。魯迅當時指出，這種帶有偏見的猜想便是中國文藝界的一種怪現象。他曾把這個作為一例，寫入了自己的雜感《奇怪(三)》。

魯迅清醒地意識到，當時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一流水準之間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在翻譯和介紹國外優秀作品方面，國內也嚴重滯后，吸收借鑒太少太遲。即以《小約翰》為例，該書是凡·伊登青年時代的作品，發表于1887年，但直至40年后的1927年，才由魯迅和同事齊壽山聯手譯成中文，其時凡·伊登已68歲了。

對文學獎評選這類事情，魯迅認為應當極其認真而慎重。1936年7月，時任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的趙家璧致信魯迅，邀請他擔任良友文學獎的評委。魯迅謝絕了，他當時剛從一場大病中稍稍恢復過來，給趙家璧的回信還是許廣平代筆的。魯迅不愿擔任文學獎評委，主要是身體狀況不允許，但或者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他才覺得自己不適合，這便不得而知。

魯迅逝世已七十多年，作為當今國內文壇的重要獎項，魯迅文學獎仍令人矚目。不過今年的魯獎風波迭起、疑竇叢生，暴露出少數作家濫竽充數、評選工作有失公允等諸多問題。

或許，問題出在作品上，但病根子，其實出在人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