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六賊”是民間對北宋年間六個奸臣的合稱，這六個人分別是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基本都是宋徽宗時期重要的大臣，這六個人貪贓枉法、橫行霸道，弄得民不聊生，是導致當時江南方臘起義和金國入侵中原的罪魁禍首。

然而，演義中的蔡京貌似一點本事都沒有，然而正史中，蔡京既是所謂的“改革派”(史稱“變法派”或“新黨”)，是北宋有名的書法家，也會作畫吟詩，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奸臣、大貪官。

新舊兩黨公認的宰相之才

對于蔡京的才能，同時代的記載中就已經揭示出對他極高的評價。被王安石列為天下僅有的三個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見一斑。如果說王安石是變法的首領，對同屬變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話，那么舊黨一方的首腦人物同樣對蔡京稱賞不已。

舊黨元老呂公著曾評價他是所見過的最好的人才，并將子孫托付給蔡京。司馬光也對蔡京在元祐更化時廢除心法中體現(xiàn)出的行政能力大加贊賞。司馬光和呂公著是元祐更化中舊黨的兩根頂梁柱，他們都對蔡京的治國才能給予了高度的認可，就說明蔡京的能力已經超越黨爭，成為新舊兩黨公認的治國之才。

驚才絕艷，制度超前目光遠

蔡京主政時期的種種經濟財政政策屢屢被后人詬病為“聚斂”，“苛政”，但同時，徽宗朝的社會經濟成就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華麗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適應現(xiàn)實的經濟財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蔡京的主持的對茶、鹽、酒等專賣領域的經濟改革，在中國古代專賣制度發(fā)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推動了民營經濟。成為經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專賣制度的范本。貨幣改革也適應了社會各階層對貨幣的需求。社會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歷史上是空前絕后的。

政爭權斗，成由佞上敗亦因

蔡京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領導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只要“擺平”宋徽宗，就能夠擺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為，有意恢復其父神宗的改革舉措，于是蔡京打出輔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復“新法”的旗號。

蔡京身為宰相，不僅不勸諫徽宗以國事為重，而是投其所好，聽任他沉湎于各種愛好。在宮內，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內線。蔡京可以隨時獲知宮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積極迎合;及時知曉政敵在徽宗面前低毀自己的內容，以便盡早找到對策。

悲劇之源，皇權專制逼成奸

自其步入官場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運用權術獨大皇權，以及原本只是少數(shù)的變法派借助皇權的威力掌控權力，以權謀私從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權門”。再經歷元祐、紹符以來的的政治紛爭，對于權力欲極強的蔡京來說，給他留下的深刻經驗和教訓就是依賴皇權的重要性。

蔡京的覺悟就是，竭力服務的對象是手握皇權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國家，更不是廣大百姓。徽宗朝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遷貶退，本質上都是徽宗個人意志操縱。而這一點正是養(yǎng)成蔡京類“奸臣”的土壤。相比之下，宋仁宗朝皇權、相權、諫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

這個格局下，行政和財政方面的才能的發(fā)揮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睞。假如蔡京身處仁宗朝，成為奸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為張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

給于后來人的啟示

官場中的官員，為奔一個好前程者，顯然不能把“為民干實事”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要把“為上級服務”作為其核心任務。歷代官場中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會做事。

所謂“會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級面前“值得信賴”，上級的嘉許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爭以及一個別人成功就是自已失敗的零和博弈社會中，惡性競爭不可避免地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