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謙在《三國演義》中戲份不多，通過“三讓徐州”的描寫，羅貫中成功將他刻畫成一個既軟弱無能又勤政愛民的形象，以此來陪襯劉備和曹操;而《三國志》和《后漢書》對他的記載幾乎盡是貶低之詞。小說中，他是一個保境安民的仁者，兩部正史卻都說他親近奸佞、不理政事，《三國志》評價他是一介匹夫，“昏亂而憂死，固無可論者”，《后漢書》更是說徐州混亂就是因他而起，若不是后來裴松之引用東吳編的國史《吳書》作注，后人對陶謙的認識可能就止于此了。

《三國志》載他出生于揚州丹陽郡，少年好學被舉為孝廉，爾后出任盧縣縣令，之后遷升幽州刺史，后又調到朝廷擔任議郎;邊章、韓遂在涼州糾集羌人作亂，朝廷以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之職率軍討伐，陶謙也以參軍身份跟隨張溫：這就是《三國志》對陶謙在徐州任職前的所有記載。而《后漢書》在記載相同人物的經歷時，通常都會參考裴注，所以同一人物傳記篇幅要遠超過《三國志》，可不知何種原因，對于裴松之引《吳書》的注解，《后漢書》不僅熟視無睹，甚至連《三國志》中關于他曾有任縣令、刺史的經歷也刪去了。

《吳書》記載了陶謙被舉為孝廉后被征為尚書郎，后調到舒縣任縣令。值得一提的是，舒縣所在郡的太守張磐是陶謙的同鄉長輩，又與陶謙父親友善，陶謙到任后張磐對他格外親近，但他不齒張磐的作為，最終和張磐發生矛盾，但他為官清白，張磐也找不到理由構陷他，不久他就棄官離去了。

陶謙的婚姻也頗有傳奇色彩。他小時候是個孤兒，卻以放蕩不羈的性格聞名于縣，十四歲的時候還和一群兒童盡情地玩耍。后來同縣做過蒼梧太守的甘公出行時在路上碰到他，見他容貌不凡，就把他叫到車上，交談之后就打算把女兒嫁給他。這時的陶謙既無好的名聲，又無地位，只因“彼有奇表，長大必成”就結下了一段姻緣。

陶謙在跟隨張溫平亂前，還曾跟隨皇甫嵩到涼州打過仗，而張溫征討涼州時又請陶謙為參軍，接遇甚厚，但陶謙心里卻看不起他;打仗回來后，在百官都參加的慶功會上張溫主動向陶謙敬酒，陶謙卻當眾讓張溫受辱，張溫非常生氣，要把他發配到邊關去，這時有人對張溫說：

“陶謙本以才略見重于公，一朝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于以遠聞德美。”

張溫聽后覺得有道理就派人把陶謙追了回來，那人又勸陶謙向張溫認錯，陶謙也答應了，等到張溫在宮門口遇到陶謙，陶謙仰曰“我自謝朝廷，非為公爾”，張溫笑他癡病未除，待之如初。其實張溫也很有能力，陶謙如此不待見他，可能是因為張溫的“三公”之位是買來的，當時靈帝公開賣官，漢朝被弄得烏煙瘴氣，張溫雖有杰才卻也只好同流合污。《吳書》才評價陶謙“性剛直，有大節”，而這種剛直不屈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三國演義》的描寫。

有能力、有爭議——徐州任上

漢朝以徐州有黃巾軍興起任陶謙為徐州刺史。陶謙到任后，在臧霸等人的輔助下組織人馬終于基本剿滅了徐州的黃巾勢力。漢獻帝被董卓挾持到長安后與州郡斷了聯系，陶謙并沒有參與討伐董卓的戰爭，而是依舊通過各種方式向長安的漢獻帝上貢。我們不知道漢獻帝是怎么看待陶謙的這種行為的，只能推測漢獻帝應該是希望陶謙加入盟軍與“官軍”直接對抗，而不是這種無意義的上貢的，但是對于董卓來說，他必須表彰這種效忠的行為，于是就以朝廷的名義升陶謙為徐州牧、安東將軍、溧陽侯。

陶謙不可能不知道董卓是個禍國殃民的奸臣，他也應該知道他給皇帝進貢的東西最終也會被送到董卓那里，那以他“剛直，有大節”的性格為何不出兵勤王呢？如果只看到這一點，即使不認為陶謙是在投機取巧，也會覺得他過于軟弱。漢末有個宗室名叫劉虞，在討董期間任幽州牧，因為實行仁政廣受贊譽，但在討董過程中也是一邊支持袁紹，一邊依然向朝廷上貢，董卓殺死袁隗后就升他為太傅，陶謙的行為多少與劉虞有些類似。

再者，陶謙也確有伐董的行為，只不過沒有記載在本傳里，而是被放到《后漢書·朱儁傳》了。《朱儁傳》記載，陶謙調三千精兵協助朱儁反抗董卓，而其他的州郡就沒有陶謙這么慷慨了，他們不過想保存自己的實力，不愿意將軍隊付與別人;董卓死后，陶謙又聯系州郡推舉朱儁為太師，一起討伐李榷、郭汜，不過朱儁并沒有什么政治眼光，陶謙的計劃沒有成功。

所以在筆者看來，和袁紹這些反董的主力諸侯相比，陶謙實際上對討伐董卓更加盡心;在反董聯盟破裂之后，他又組織起討伐李榷的聯盟，雖因朱儁離去而沒有形成，也可見他不是什么軟弱之人，不然可能就會成為繼袁紹之后的第二個盟主了，也不會被陳壽說成是“無可論者”;而由于《三國志》和《后漢書》沒有像《吳書》那樣詳細交代陶謙任職徐州前的經歷，又把他伐董的作為記載在其他傳記里，這種記載方式很容易讓人誤解陶謙進貢是在趁亂向董卓邀功。

《三國志》和《后漢書》對陶謙的偏見還不止于此，例如《后漢書》在緊接著進貢一事又說“是時徐方百姓殷盛，谷實盛豐，流民多歸之。而(陶)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三國志》也大致如此。從字面上看這句話，是說徐州本來很繁榮，陶謙卻所用非人、經常不處理政事，但這句話顯然不太合適。因為陶謙到徐州任職時正值黃巾軍猖獗，徐州不可能繁榮的，此后徐州又一直由陶謙掌管，所以徐州后來出現“百姓殷盛，谷實盛豐”的局面也只可能是陶謙治理的結果，而《后漢書》的記載顯然沒有肯定這一點。

陶謙讓人非議的就是《三國志》和《后漢書》列舉他廢政的例子，由于親信曹宏等諂媚小人，許多賢士被迫害，導致徐州政局逐漸混亂。徐州別駕趙昱因為忠直被陶謙疏遠，后來托病辭職又被起用為廣陵太守。同郡的笮融糾集了數百人投靠陶謙，陶謙讓他監督廣陵、下邳和彭城的運糧事務，后來他趁曹操征討陶謙之際將數萬人口和三千多馬匹驅入廣陵郡，還殺死了廣陵太守趙昱。

闕宣稱帝的鬧劇——陶謙的不忠？

如果只是任用奸佞頂多只能說他昏庸，還不能說是“奸”。兩部正史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試圖證明陶謙有不軌的舉動。漢獻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六月，下邳國有個叫闕宣的人自稱天子，陶謙起先和他勾結起來，發兵攻下了泰山郡的華縣和費縣，緊接著又攻打任城國，后來又殺死了闕宣，兼并了他的部下。

然而事實是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陶謙作為一方牧伯很難獨立維持下去。漢末割據的諸侯雖然很多，但大致可分為兩段時期，每一時期由兩大陣營組成，其中后期以袁紹和曹操對峙為主，直至官渡之戰;而前一段則以袁紹和袁術兩兄弟間的對抗為主，這一時期，“(袁術)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袁紹)與(公孫)瓚不和而南連劉表”(《三國志？袁術傳》)，曹操經常和袁紹聯手打壓袁術，公孫瓚、陶謙則選擇與袁術結盟。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陶謙就響應公孫瓚的號召屯兵于兗州東郡的發干縣，協助袁術威逼袁紹，后來被袁紹和曹操聯手擊破，可見這時陶謙與曹操已經有了矛盾。

關于曹操討伐陶謙，最為人知的就是曹操以報父仇為名義興兵，而大多數人都認為曹嵩的死與陶謙并無直接關系，曹操只不過是在借題發揮。《武帝紀》對此沒有說明具體細節，而裴松之作注則引用了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吳書》。是說曹嵩隨行帶有輜重百余兩，而陶謙為了交好曹操就派都尉張闿率兩百多個騎兵去護送曹嵩，結果弄巧成拙，沒想到張闿在泰山郡的華縣和費縣之間殺死了曹嵩，奪走了所有財物后逃到淮南，曹操將曹嵩之死歸咎于陶謙，于是就興兵討伐徐州。《三國演義》也是采用了這一種說法。

另一種說法來源于《世說新語》，說曹嵩本來在泰山郡華縣，曹操讓泰山太守應劭派人護送曹嵩到兗州，但是應劭還沒有來得及派兵，陶謙就暗中調了數千名騎兵在華縣殺死了曹嵩。這種說法顯然是認為曹嵩是陶謙故意殺死的。

通過上文已經分析過的陶謙與曹操一直劍拔弩張的關系來看，第一種說法的陶謙不顧顏面地向曹操示好似乎不太可能。而且陶謙在“勾結”闕宣期間攻打的泰山郡和任城國都是曹操的兗州地盤，可見陶謙攻打這些地方并不是因為勾結稱帝的闕宣，而只是軍閥集團間的利益斗爭。

當年秋曹操就東征陶謙，連下十余城，陶謙節節敗退，這也就是《三國演義》讀者熟悉的場景了。而既然陶謙正忙于戰事，闕宣在他的領地下邳國作亂，明智的做法就是先用結盟的方式蒙蔽闕宣然后再回軍消滅他，因此也不能說陶謙心有不軌。

總之，《三國志》和《后漢書》這兩部正史的記載都指向陶謙是“奸”，而《吳書》對陶謙則大多是褒揚之詞，稱他是“忠”。《吳書》是孫權后期東吳編寫的國史，也是陳壽編著《三國志》的主要參考資料，但寫出的陶謙差別卻非常大，究其原因就是陳壽把一些無法考證的內容刪掉了，使陶謙的形象過于片面。

范曄寫《后漢書》大量參考了裴松之的注解，可對《陶謙傳》的注解竟然一條都沒采納;而《吳書》可能對陶謙也有過譽之嫌，吳人對陶謙很敬重，陶謙死時，后來成為東吳重臣的張昭就為其作哀辭稱他“允文允武，體允剛直”：三史的差別也讓人產生疑問：陶謙到底是忠還是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