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漢朝朝廷為何采用儒家思想作為國家統治思想的原因，在中國學者以及西方漢學家中一直存在爭議。

有評論家指出，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的專制思想因素受到漢武帝及其以后歷代帝王的青睞，因為它能幫助鞏固王朝的集權統治并為其提供合法性來源。在此，我個人認為，從現代角度出發應當可幫助我們追溯找到其真正的動因。如果我們了解了漢武帝當時遇到的挑戰和客觀因素，或許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

古代中國在周朝分封制度瓦解之后，于秦漢時期開始(公元前3世紀)建立帝制國家。

在接下來的年代中，土地從之前的各個封地解放出來并可以自由買賣。結果，在漢代最初的半個世紀中，土地集中于少數有權勢的豪門手中，這個現象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大地主阡陌延連，而貧者無立錐之地。

更嚴重的是，它導致了以大地主階層為代表的經濟勢力與世襲皇權之間前所未有的對立。

到漢武帝時期，他目睹豪門繼續購買土地進而不斷增強了自己的勢力，這嚴重威脅到了皇權的統治。從現代政治科學中權力管理的角度來分析，漢武帝的行為可以理解為運用倫理思想的武器來調整權力關系，以此制約不斷增長的大地主們的經濟勢力。

但是，正如許多現實主義的批評家提出的，如果漢武帝僅是需要尋找一種思想理論為王朝的集權統治效命，他完全有更好的選擇——就算不采用已失信的法家學說，還有墨家思想可以選擇。墨家思想以墨子命名，墨子原名為墨翟，其思想堪與英哲托馬斯?霍布斯相比而更甚之，而后者一般被認為是英格蘭民主革命前皇權統治最有力的維護者。

為便于比較，我們需要一些筆墨簡單介紹一下霍布斯。在英國內戰時期，托馬斯?霍布斯堅決擁護君權的至高無上。霍布斯基于“大自然狀態”假說得出結論：人民需要一個強權政府來維護和平并實施制裁來抑制人類固有的不合群的傾向。在霍布斯的絕對主義理論中，人們只能在絕對權力(如君權統治)以及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中選擇，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社會治理的形態。霍布斯將他的君主稱為“肉體的上帝”，他的手上同時握著寶劍和牧杖。

在墨子和霍布斯關于絕對統治者的理論中，有許多相似之處。

第一，墨子相信人生活在“混沌”之中，這與霍布斯提出的在無統治者狀態下的“大自然狀態”相似。在墨子看來，統治者的權力是上天賦予的，而霍布斯則稱君主為“肉體上帝”，這就好比墨子將統治者視為“天子”，認為既然統治者的出現是為了結束社會混沌的狀態，那么他一定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此外，國家的主要作用是制定“對與錯”的標準。既然天子是用上天授予的權力管理社會，那么他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意志，理應被所有人遵循。在墨子看來，服從天子的意志是整個社會和平與富足的開始。

與之相比，盡管孔子將君臣關系列為各種關系之首，但他并沒有如墨子一樣看待統治者的權力問題。一位孔子政治理論的評論家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將他的人文思想運用到國家事務的治理上。根據這位評論家所言，孔子畢生都在身體力行他所倡導的“有教無類”的普世教育。世間沒有一個封建主子喜歡自己的臣民受教育，因為教育能解放人們的思想，能促進自主思維而不只是盲從他人的想法。因此，孔子普世教育的思想必然使其成為封建制度及以后王朝統治者的潛在威脅。

不僅如此，漢武帝是在人稱“亞圣”的孟子(約前372—前289)將儒家思想進行修正及擴充后才將其定為“國教”的。孟子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繼承者之一，他闡明了孔子學說中模糊的部分，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治國之道。他甚至比孔子更深入，在回答一位弟子的問題時，明確地提到百姓有權推翻一個糟糕的君主，這等于是“誅一夫”而非“弒君”，因為一個不稱職的暴君已經不是君主而只是“一夫”了。儒家思想中最獨特的見解就是知識(以及節操)比財富更重要，并且認為國家須有堪稱君子的人來統治或者輔佐治理國家。

通過以上的辨析，如果漢武帝真的要通過一種思想來統治百姓、鞏固王權，那他舍墨子學說而用孔孟之道的做法只能說明他當時神志不清。

這明顯說明漢武帝有其他的考量，他考慮的是豪門興起的現實，這些豪門依賴他們擁有的大量土地而大肆斂財，由此實際控制著整個經濟的命脈。除了改變社會的準則使得財富不再是獲得權力和尊重的手段，漢武帝還能找到更好的辦法嗎？

一旦儒家學說成為治理國家的第一準則，那么一些不可繼承的因素(包括道德和能力)將取代可繼承的財富(如土地所有權)，于是儒家思想成為界定社會階層的新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