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后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于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于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于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后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于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于蒙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于正八品，略相當于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后只好離去，于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并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后，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于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后人于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