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有一天，宋太祖趙匡胤，忽然心血來潮，問大臣趙普說：“天下何物最大？”一時問住了趙普。皇帝并不罷休，又追問下來。趙普想了想說：“道理最大。”這話有些風險，為什么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呢？如果，宋太祖是個不講“道理”的人，事情麻煩就大了。好在這位皇帝還懂道理，便連連稱善，夸趙普答得好。

這段問答作為趣事，被人記錄了下來，至今讀來也倒頗有啟發。

想想看，世上萬事萬物，充斥其間的，不過一個“理”字。天有天理，地有地理，物有物理，道有道理，法有法理，事有事理，情有情理;正如俗話所講：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基于此，人們在做人辦事方面，都要以“理”為準。教育孩子，從小要知書達理，懂理講理;一生要走理路，辦事要合情合理;占住理，要敢據理力爭;但要有理有節，不能太認死理，更不能得理不饒人。如果，自己辦錯事虧理，就別強詞奪理，蠻不講理，尤其不能無理攪三分，說一些歪理。

你看，人這一生，何時離得開一個“理”字。

“理”究為何物，重要若此？細想一下，這“理”字就是事物的規律，人類的共識。即所謂的普世價值。古人說：“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這一源，就是人心。所以，人們總說“天理良心”。天理發自人心。作惡多端便是傷天害理，人神共怒。我家鄉人有句口頭語：“將心比，都一理”。又由此推導出另一句話：“要想公道，打個顛倒。”你酒后駕車，傷了人，還講很多歪理，替自己辯解;想一想，要是別人酒后駕車傷了你，或你的家人，你會做何感想。現代流行語這叫“換位思考”。之所以可以換位，就是因為“將心比，都一理”。

天下既然有一“理”字，就得講“理”;一旦發生爭執，就得有個說理的人和說理的地方。過去民間說理，如是家族村舍內部，常常是請一位長者來評理。因為，長者德高望重能一碗水端平，會以理服人。至于家庭內部，就得去找娘舅，娘舅親如老娘，比如弟兄分家，他會手心手背都是肉，把事情辦得合情合理。上海至今把調解員仍稱之為“老娘舅”。以其公道親切。

但是，真正要說講理的地方，還應是各級政權機構，終極的地方當然是各司法機構。要說理，找政府。要評判，找法院。

事情常常又并非那么簡單。所謂政府，也是由一群公務員組成。權與理并非完全一致，辦事也常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近期因為舊房拆遷就有不少地方弄出亂子。即便是法院，也有執法不嚴，或不能秉公執法，以權代法，有時也還有個別貪贓枉法之徒，弄出些冤案、錯案。好在如今開始講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法律不斷完善，冤、假、錯案最終都能更正。但即便如此，也常常會引起一些民怨，影響了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

普通老百姓，過日子有錢沒錢，總求個順心順氣。碰上不講理的人，不講理的事，又沒個講理的地方，就難免也會辦出些不合道理的事，影響社會安定。

電影《秋菊打官司》，一個鄉下婦女，因為丈夫被村長打了，就層層上訪，要尋一個“說法”。“說法”就是“道理”;為什么領導干部要仗勢欺人？為什么還“官官相護”？她不信天下沒個講理的地方。秋菊之所以要打官司，是懷著對政權、政府、司法的信任。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百姓怕官，不信任官府，流傳下來的話就是：“民不和官斗”;“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表面看百姓都是順民，其實，內心里壓抑了許多憤懣;一旦有事成了導火線，便會爆發成動亂。

敢找地方說理，有時敢找法院打官司，應該是好事。法律是理與非理的一個評判標準。法官就是是與非的評判官。如不依理辦事，難免給百姓制造磨難。

小時候，我的鄰村有一個愛打官司，愛告狀的婦女，成了遠近聞名的“名人”。但說起來，大家語氣中又多有不屑，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官司模子”。人們總能看見她奔波在家鄉和縣城的道路上。她有個女兒，竟然是在公路邊的廁所里降生的。那婦女堅強，自己用牙咬斷臍帶，脫件衣衫，裹了孩子，走回家去。以后，人們又看見她抱著孩子、拉著孩子一年年奔走在去縣城的道路上。我不知道她這樣堅持到底為的是什么事;也不知道為什么常年如此，竟沒有一個結果。但推想，應該是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她堅信“有理走遍天下”，非要找出個道理不可。后來，聽說官司被調解結束了。我最后一次見到那婦人，已是滿頭白發，形容憔悴，幾乎失了人形。

如今流行一個詞叫“和諧”。我以為，和諧的最基本條件，就是人們辦事要“講理”，政權機關尤其要事事辦在“理”上，要讓老百姓口服心服，心平氣順才是。

世間何物最大？還是趙普說的對：道理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