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四人幫”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大陸的許多人在批判“四人幫”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

常把元朝人這段發(fā)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歷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歷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

由于這位史學家頗有名氣，有相當一部分喜歡“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話，于是，又一個誤區(qū)出現(xiàn)了——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

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

唐代于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

并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后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說話。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

以論及經(jīng)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臺，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稅。

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并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qū)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

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zhí)仆役以事官僚。

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

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jīng)書，俟其藝成，然后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

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jīng)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

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

專立德行、明經(jīng)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范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德行、明經(jīng)二科。

元仁宗立即準其所請，并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guī)模宏遠矣。聯(lián)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

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jīng)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nèi)容，甚至監(jiān)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

我們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參加考試：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xiāng)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jīng)明行修之士”——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德才兼?zhèn)洹闭叻娇梢詤⒓涌荚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