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以前很講究名分，因為名分是權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時代，男人有正室，還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為尊，偏房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當權力。實際上，侍妾也可能憑借年輕貌美、受丈夫寵愛而得勢，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爭權只是官場故事的一個隱喻，因為帝王對國家權力的分配，也存在著“正室—偏房”的復式權力結構，“正室”指以宰相為首的官僚系統，他們在名分上是國家權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統之外，另起爐灶，另立“偏房”，代行權力。

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類鈔》記錄了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一則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入隱權力集團的行列，在名分上，這些人并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只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系，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于正式的官僚系統而言，這一隱權力集團就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

“皇權專制”作為對歷史的宏觀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體情形而言，自漢代以降，除了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獨攬朝政、乾綱獨斷的獨裁局面其實并不多見，確如郭嵩燾所言：“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問題在于權力被誰“分寄”。

如果與宰相共治天下，則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者與象征，古人認為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而宰相作為政府首腦，理當“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員就對皇帝說，“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執政大權由制度賦予，為正統承認，如果君主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則會被認為違制，用古人的話來說，“不由鳳閣鸞臺(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這樣的“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與宰相自古就有分權，宰相的治權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權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順的，正式的權力制度就是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與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與皇室的特殊關系。這種由私人身份與關系網絡所孽生的權力，是一種制度外的隱權力。如果說，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是帝國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權力系統;那么，外戚等隱權力者則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沒有名分的“副權力系統”。

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在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另置副權力系統，始作俑者是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漢初的尚書只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的“外朝”撇在一邊。

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并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托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于外朝之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關系網絡，這也使得內朝系統十分便于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君主獨裁。然而，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劉徹在世時，盡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后，西漢終于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就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后，鑒于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臺”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臺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實現朝綱獨斷。后人評價“兩漢政出于二”，也就是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復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政出于二”是兩漢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同劉徹創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臺這個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后，他留下來的尚書臺機構并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東漢后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臺，壟斷了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迎回漢獻帝，第一件事就是讓獻帝賜予其“錄尚書事”之權。而君主要奪回權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個副權力系統，東漢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專政。

東漢皇室與權臣的明爭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勝利而告終：東漢天下被門閥士族瓜分、顛覆，其后，唐代君主為限制正式官僚系統之權，防止權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參與朝政，但是這個副權力系統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不僅架空正式權力系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對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對正式權力系統的尊重，宋代少見地沒有形成副權力系統，女寵、宦官、外戚、皇室秘書、幸臣等隱權力集團大體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貴為天下主權者的君主，對于政事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南宋時，內廷國手趙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職非皇室私器，隨便予人是有違政制的，因此趙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開恩。宋孝宗答復：“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讓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并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孝宗唯有一聲浩嘆：“書生難與他說話！”

趙鄂終日陪皇帝下棋，與孝宗關系極好，按說是頗有隱權力的，但宋代比較健康的權力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隱權力，連皇帝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破壞這個權力結構。

遺憾的是，好景不長，趙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對正式權力系統保持尊重的權力格局不再出現，大宋也難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現了與宰相、太監，與胥吏共天下的難堪局面。

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現：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權、借重隱權力集團鉗制正式的官僚系統，正是歷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皇帝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對付官僚系統，是因為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制約的不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復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系統，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范性、程序性的規制，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制就越大。如果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約束著流水的橫沖直撞。權欲旺盛的雄才之主當然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于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管道系統，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縱。

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復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了獨裁權力。換句話說，“偏房”掌權日久，往往又會演化成“正室”，如漢代的尚書，原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到了唐代則是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后世的君主為“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另設一個易于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歷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復發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著“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復雜管道的權力盡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布，但顛覆性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與規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而不可收拾。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后來內朝的外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閑置，倚重尚書臺，但尚書臺的領袖最后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制卻培養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只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么歷代一再發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只是他們缺乏歷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后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