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夜不閉戶的和諧局面外，李世民最為后世推崇的，還有兩樁事，便是白居易在《新樂府》詩里所歌頌的“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的民本精神。

“怨女三千出后宮”，事在武德九年(626年)。據《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一載，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東宮顯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頒詔：“宮女眾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這事兒言之鑿鑿，好像假不了，仔細一論，似乎又不盡然。要知道那時大內的主人還是退位為太上皇的高祖李淵，李世民還不是大內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貞觀三年(629年)四月，李淵才遷出大內，移居大安宮，李世民當月才開始在太極殿聽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宮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宮人，太宗的行為不過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宮人來為自己收攬人心。

再說，放宮人出宮，亦非太宗首倡。漢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宮美人，令得嫁”，這是連孝惠帝的小老婆們都統(tǒng)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樣在遺詔中道：“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兒子景帝死后也有遺詔道：“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漢平帝死后也有遺詔道：“出媵妾，皆歸家得嫁。”(事見《漢書》卷四《文帝紀》、卷五《景帝紀》、卷十二《平帝紀》。)就連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淵，同樣也有過“出宮女五百人”的所謂德政。(事見《新唐書·高祖本紀》。)

“死囚四百來歸獄”，事在貞觀六年(632年)。《新唐書·刑法志》記載：“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后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李世民縱囚在歷史上也并非都是頌聲一片。北宋的歐陽修在他《縱囚論》里道：“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意思是這不過是太宗和罪囚們事先約定的一場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賢君之名，罪囚們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歐陽修一樣，也認為李世民縱死囚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騙局：“太宗陰授其來歸則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諭所縱之囚，交相隱以相飾，傳之天下與來世，或驚為盛治，或詫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機械所籠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為，李世民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是因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們不按時來歸，因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廬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親戚比閭而處，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粵，囚之縱者雖欲逋逸，抑誰為之淵藪者？”(語見《讀通鑒論》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時的法令嚴密，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到位，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

列位可別以為古時候的國境線都是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當年玄奘法師因未取得政府的通關文牒而偷渡出境，過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沒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關吏的幫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么可能不乖乖回來？

再者，這其實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因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過。清人趙翼的《陔余叢考》卷十九“縱囚不始于唐太宗”條謂，縱死囚歸家始于后漢的馬援，自后漢、兩晉、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縱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獨得大名，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語見《朱子文集·卷一·答陳同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