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荊軻刺秦王這幕壯劇，歷來有贊有彈，比如說，陶淵明盛贊荊軻的俠義勇烈，柳宗元則批評荊軻的淺見寡謀。同樣是《詠荊軻》，他們竟吟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味。陶淵明的《詠荊軻》能夠成為千古名篇，不僅以詩藝取勝，以激情取勝，而且以歷史觀取勝。

“燕丹善養(yǎng)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發(fā)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滋，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

要問什么古詩能使人讀后蕩氣回腸，這就是一個現(xiàn)成的范例。一向只被人認定有清奇逸氣的陶淵明，胸中竟然也有跌宕豪氣，這豈不令人吃驚？他對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大加贊美，對荊軻功敗垂成、身遭顯戮的命運則深表同情，他的歷史觀彰顯無遺：反抗暴君的義士永遠值得紀念。不必說得太直白，這就足夠了。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對荊軻之死則不存絲毫同情。“造端何其銳，臨事何趑趄？長虹吐白日，倉促反受誅。”這等于責備荊軻有良好的開端，卻無美妙的收場，簡單以成敗論英雄;接下去，他的非議更加升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這等于指責荊軻為燕國滅亡的禍首。

但稍加分析，道理上全然站不住腳，韓、魏、趙、楚、齊五國都很乖態(tài)，并未派遣刺客去刺殺秦王，不也都相繼亡國了嗎？燕國滅亡(公元前222年)在六國之中只比最晚滅亡的齊國(公元前221年)早了一年，由此即可見出，荊軻刺秦王與燕國亡國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刺秦也亡，不刺秦也亡，燕國無法幸免于難。

柳宗元對荊軻不在第一時間刺死秦王，卻要活捉他，也不以為然，“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荊軻確實想效仿曹沫劫持齊桓公的故事，劫持秦王嬴政，逼迫他簽訂歸還諸侯領土的契約。這個想法確實有點天真。

說到“勇且愚”，韓、魏、趙、楚、齊五國中多的是“怯且智”的大臣，他們又做了什么豐功偉業(yè)？后來，晉朝更有一大批“怯且智”的清談之士，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是眼看著就黃了嗎？西漢第一謀士張良能夠坐鎮(zhèn)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總不能簡單地歸入勇且愚的行列吧？可他年輕時也同樣帶著勇士和大鐵椎在博浪沙刺殺過秦始皇，可惜只砸中副車，功虧一簣，所幸的是他逃出了生天。英雄多半是荊軻和張良那樣的勇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可勝而為之，明知不可活而為之，若套用魯迅先生的語式說，這樣硬朗的傻子才是英雄，才是民族的脊梁。

荊軻犧牲了，燕國滅亡了，但天下義士對于暴君嬴政的仇恨并沒有一筆勾銷。荊軻的好友高漸離一度改名換姓，替人做苦工，后來忍不住技癢，重出江湖，以擊筑而得到秦始皇的賞識和特赦(代價是用馬糞熏瞎他的眼睛)。隨著他與秦始皇的距離日漸靠近，高漸離想為老友荊軻報仇的心情也愈加迫切，他將鉛水灌注在樂器中，找個近身的機會去撲擊秦始皇，由于視覺不夠靈敏，未能成功。秦始皇一怒之下，殺害高漸離，從此再也不敢接近六國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