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險罪惡伴隨發生。我國古代自宋朝發行紙幣開始，制造假幣的行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獲的一起偽鈔案中，一次性起獲假幣30萬元，參與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明顯呈規模化、團伙化傾向。元代鉛山州(今江西鉛山縣)素以制造假鈔聞名，吳友文所造假鈔遠至江淮、燕薊一帶，他本人也以偽鈔致富，豢養打手，常派人威脅告發他的人，甚至與官府中專門負責打擊偽造假鈔活動的官員對抗。

面對如此囂張的偽鈔犯罪活動，歷代采取了形式多樣的防偽措施，大致歸納有以下幾種：

一、嚴刑峻法，獎懲并行，嚴禁偽幣的制造和流通

古時針對民間的貨幣作偽，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過法律的嚴厲懲戒來遏止作偽者的不法行徑。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頒行的《宋刑統》中規定：“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詔：“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鎉錢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滿不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鑄者棄市。”對于私鑄銅錢者，不計鑄造數量的多寡，皆處以死刑。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規定銅錢每貫必須“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標準者限一月送官，官給銅價，“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鑄之人作法處死”。南宋時期，由于銅的產量銳減，為了確保現有的銅材，對私鑄銅錢者的處罰更甚，除“私鑄錢者絞”之外，對于相關失職人員亦有輕重不等的懲罰。

再后來，隨著紙幣的出現，鑄幣額銳減，這時的紙幣已經成為流通中的主要貨幣，其行用量大且廣。和鑄幣相比，紙幣作偽更易而獲利更豐。因此政府三令五申，嚴禁偽造，并進一步加重對違反者的處罰。當時，將偽造犯人處斬已成定律，并增設了支賜陳告人的獎賞制度。具體說來就是懲罰偽造、包庇、轉用偽幣者，處分失察的官員和鄉耆;獎賞告發人和自首者，獎勵查獲偽鈔的官員。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定偽造會子法規定：“犯人處斬，賞錢十貫，不愿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愿補官者聽。”宋代規定告發者賞銀千貫，金代規定賞銀三百貫，元代規定除賞鈔五錠外，還將犯人的家產全部賞給告發者。在這些獎賞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對會子法還進行了不斷的完善和充實。這些都是政府貫徹“嚴刑峻法，獎懲并行”原則，以嚴厲打擊私鑄偽幣者的最好體現。

二、嚴格管制幣材以杜絕作偽之源

鑄造錢幣需要銅、鐵、錫等金屬材料，制偽鈔則需要鈔紙。北宋時期，莊綽就已經指出貨幣作偽在于“物料寬剩，適足以資盜竊”。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銅源，盜鑄者就會有足夠的鑄幣資源，為了從源頭上制止作偽，政府就應該采取禁銅、榷鐵以及壟斷鈔紙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當時控制幣材的具體措施就包括：禁止民間私自開采和冶煉原銅、私相買賣銅料、鑄造銅器出賣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斷不法之徒的私鑄之源。宋代時期，民間銅器制造業不斷發展，因此一些銅器作坊商就借此機會私鑄銅幣以牟取暴利。

為了集中幣材以供宋朝政府鑄錢之專用，根據《宋史》卷180《食貨下二》的記載，宋朝法律就規定：“凡山川之出銅者悉禁民采，并以給官鑄焉。”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也令江南諸州官府所處貯雜錢：“每貫及四斤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

宋朝時期還規定，宮廷寺觀法器、軍器、銅鏡、銅鑼等銅制金屬品均由官府制造出售，民間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銅鐘等物，則由有關方面提出申請，獲準之后在官府派員監督下方可鑄造，至于門上銅釘、銅飾等銅制品則一律禁絕。通過上面這一系列的措施，宋朝官府收繳、集中了私人手中的大量幣材，有效、充分地壟斷了銅源，強化了它的貨幣管制制度。

精選幣材紙幣最早出現在四川，當地官員在與制造偽鈔活動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他們認為只要在制造印鈔紙上多下功夫，選擇一般人難以偽造的特制紙，便可有效地防偽。為此，他們制作了光亮潔白、經久耐用精品紙專門用于印鈔。史書記載，“鈔用川紙，物料既精，工制不苛，民欲為偽，尚或難之”。朝廷的一些定點紙局所造紙張比不上川紙，因此，川紙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了印鈔紙專用紙。這種紙張只許印鈔，不準民間采購，目的是為了有效地防偽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