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陽故宮博物院館藏清初歷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時間，距今已有300余年的歷史了，為有清以來第二個開國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極的御用之物。

那么，清初帝王的座椅為何要做成這樣的款式？我們可以從這個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獵習俗說起。

鹿角椅兼備防護作用

鹿角椅，顧名思義，就是用鹿角制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國古代軍營中曾作為一種防御設備。因此，皇太極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藝品，又兼備防護作用的實用價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師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態，巧妙地將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個支叉作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兩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兩側各增加一個木靠背和兩根支柱，以支撐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個尖狀的角枝，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刀劍，圍護在座椅的周圍。

皇太極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著乾隆皇帝御制詩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東巡盛京，拜謁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詩興大發，遂賦詩抒懷，其詩曰：“彎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龍;七寶何須羨，八叉良足供;庫藏常質古，山養勝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儉恭。”落款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筆”下方為乾隆連珠方印一枚。字為陰刻，工整秀麗，頗似乾隆皇帝的書體風格。所刻詩句均有貼金，顯得輝煌奪目古樸明朗。

滿族的狩獵習俗

居住在山區、河畔的滿族，多以漁獵、采集為生。滿族稱狩獵為打圍，打圍分大圍和小圍。春、夏、秋三季打小圍，獵人單獨外出打獵，多獵些黃羊、山兔、山雞等小獸。冬至之后行大圍，采取集體出獵的形式。由族長率領，帶上狗、海東青(獵鷹)、弓箭、扎槍、刀叉等獵具，出獵者按人數編成若干隊，每隊選一有經驗的獵手為獵長，負責指揮。發現獸群后，獵人們按照獵長的命令，將獸群圍住并高聲呼喊、敲打樹木，驚嚇野獸，并逐漸縮小包圍圈，將獵物趕到空曠易射的地帶，這叫“趕杖”。待獵物們進入有效射程后，獵長一聲令下，獵手們萬箭齊發，通常都會射殺大量野獸。每年打大圍都在冬至節后，一般20天左右出山，時間長的可達兩個月。每天打一圍和二三圍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遷一回營地。所獲獵物由族長平均分配，一戶戶堆放好，上插各戶之箭，人們認箭領物。對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額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后，圍獵按旗進行，并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圍獵山地，打圍通常在本旗的獵山進行。《柳邊紀略》載寧古塔地區滿族行圍：“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近相逼，名曰‘合圍’。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獸，必餉親友。”

努爾哈赤父子都是神箭手

努爾哈赤是一個神箭手。萬歷十四年(1586)四月，他親迎哈達萬汗孫女阿敏為妃，在洞那個地方與東果部第一號射手紐妄肩較射，目標是百余步外的一棵柳樹，紐妄肩“下馬挽弓射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努爾哈赤連發五矢皆中，而且“五矢攢于一處，相去不過五寸”。努爾哈赤對箭法很有研究，曾教導眾人要使用“小而軟”的弓，體力強壯者便能射中目標。

皇太極因從小就經常練習，箭法也很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爾，在行幄中筵宴諸蒙古貝勒，他抬頭看見天空有一飛禽，執弓一箭而下，眾蒙古貝勒都贊嘆不已。

皇太極繼位之后，經常在皇宮內外舉行步射和騎射比賽：天聰九年(1635)五月，皇太極在大政殿接見出征黑龍江虎爾哈部落諸臣和歸降的頭人。由于軍事行動順利，投附者達兩千人，皇太極十分高興，命歸降軍士較射;崇德元年(1636)上尊號禮成，皇太極命人在盛京城南的祭壇前“樹鵠”，命善射者射之，“射畢，列儀仗作樂還宮”;崇德二年(1637)八月，關雎宮宸妃誕育皇嗣，諸事順遂，皇太極親率兩黃旗護軍在演武場上騎馬“較射，賜大宴”，又命“六旗諸王、貝勒、貝子等各率本旗護軍較射”;崇德二年(1637)八月癸丑，皇太極率“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于辰刻出懷遠門至演武場較射”。

圍獵活動實是練兵

隨著后金疆域的擴大，八旗貴族的財富迅速增加，貪圖享受、好逸惡勞的風氣有所滋生。皇太極曾教訓貝勒阿巴泰：你總是說手疼，似覺不耐勞苦。豈不知人身血脈，勞則無滯，你等惟圖家居安樂，身不涉郊原，手不習弓矢，忽然行動，如何不痛苦？若是能努力奮勉，每日堅持騎射，何痛之有？

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極在貴族們集會時慨嘆：今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說妻子有病，或說家中有事，多是托詞。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

圍獵活動的另一個目的，是獵取生活資料。天聰六年(1632)五月，后金軍隊在從盛京到歸化城、遠征察哈爾的途中，在宣府塞外時已經絕糧斷炊，于是皇太極決定行圍。“(五月)丙辰，左右兩翼兵于啟行時，分道而獵，及合圍，見黃羊遍野，不可數計，遂殺死數萬，時軍中糧盡，因脯而食之。”

皇太極曾一人獵殺五虎

皇太極在行圍活動中，屢屢身先士卒，英勇無比。天聰二年(1628)二月，皇太極率領諸貝勒、群臣在盛京東北400里外的三洼地方行獵，皇太極射殺了五只老虎。天聰四年(1630)十一月，皇太極在札木谷行獵，其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都苦寒瑟縮，垂帽護面及耳。皇太極戴一頂窄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竟然像是不知道寒冷。

漢人蒙古各官，都不禁從心底發出贊嘆。天聰六年五月，皇太極在率大軍出征察哈爾途中，在宣府塞外行獵，連發二矢，每矢貫穿二羊，共計射羊五十八(頭)。天聰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極率諸貝勒及3000名甲士到長嶺等地行獵20天，射獵野獸加之四虎，共達一百二十八(頭)。他這種不畏嚴寒的精神和精湛的騎射技能，在滿蒙漢八旗將士中起到了振奮精神、激勵士氣的作用。

侍衛敢和皇太極爭獵物

大規模狩獵之時，彼此爭奪獵物的事情時有發生，旗主貝勒與屬下官兵之間也不例外。天聰四年(1630)十一月行圍時，大貝勒莽古爾泰奪取了屬下的兩頭野獸，其仆人托特仗勢強占了他人射殺的一頭野豬，其幼子在他人射獵的鹿身上補射一箭，據為己有。皇太極十分憤怒，在他的嚴令下，莽古爾泰才不得不將獵物退還。

有了皇太極的支持，八旗軍普通馬甲中的勇敢者也敢于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貝勒抗爭。天聰十年(1636)正月二十日，貝勒阿巴泰率兵步獵，鑲黃旗翁阿岱牛錄下勇士額木圖射傷一頭老虎，老虎逃奔時被阿巴泰所殺，額木圖認為老虎應歸自己，負責審驗的“質驗官”卻逢迎貝勒，將死虎斷給阿巴泰。額木圖不服，一直告到兵部，兵部官員將老虎判給了額木圖，并將阿巴泰和其他有關聯的七名八旗官員治罪。

正因為皇太極“各取所得”的原則，有的侍衛竟斗膽和皇太極爭起獵物來。崇德四年(1639)十月八日，皇太極率諸福晉至東哈達路圍獵，侍衛巴哈射傷的鹿負箭逃走，巴哈卻一口咬定皇太極所獵之鹿為自己所射。在皇太極拿出證據后仍相爭不已。皇太極不禁大怒，親自率領大家到射鹿現場驗視，大家一致認為巴哈為無理取鬧。諸王、貝勒將巴哈囚于城門，奏請誅殺。皇太極卻令免死釋罪。

在皇太極執政的17年中，八旗軍每年都要行圍狩獵。這首先提高了八旗軍的軍事素質和實戰能力。八旗兵個個驍勇，但兩軍對壘要求隊伍整齊，進退有序，因此在行圍中，皇太極要求紀律嚴明，服從指揮。同時對隊伍的作戰能力，起到了鍛煉的作用。行圍時左、右兩翼迂回包抄的大規模騎兵運動，成為清軍實戰的主要戰術。其次，皇太極的行圍，對清入關后歷屆帝王有示范的作用。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后，攝政王多爾袞曾多次在京東的熱河、遵化一帶行圍;福臨在位時，曾于順治四年(1647)、順治八年(1651)、順治十年(1653)多次在張家口、古北口塞外、遵化、北京南苑行圍;玄燁曾于康熙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65-1676)到南苑行圍23次。康熙十六年(1677)，玄燁出巡內蒙古卓索圖盟、昭烏達盟，開始籌建木蘭圍場。康熙二十年(1681)正式設立木蘭圍場。康、乾、嘉三帝，在康熙二十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681-1820)間的140年，共赴木蘭圍場行圍達105次。嘉慶帝在《木蘭記》碑文中寫道：“夫逸習勞難，承平日久，漸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開創之艱，承家之子，豈可失祖考之志，木蘭秋狝，為億萬斯年世世子孫所當遵守勿忽之常經！”可謂道出了皇帝行圍習武的真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