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官場上曾經出現過一幫人，他們雖是文人，但卻掌握著一般文人難以掌握的、在科考中也不可能涉及的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他們雖無官職，但卻是地方行政團隊中身居幕后的二號人物;他們參政而不主政，佐治而不主治，服務到位而不越位，這就是被人們稱為師爺的一個社會群體。

師爺是幕友、幕客、幕僚的俗稱，由于他們是明清時代由地方主官私人聘請的輔助自己處理公務的人員，不占政府編制，與地方主官不構成統屬關系，所以也稱西賓或西席。明萬歷年間曾任禮部尚書的紹興府山陰人朱賡首開延聘紹興同鄉為書吏的先例，他利用職權聘用許多紹興籍書吏，這些書吏互相牽引，互為黨援，形成了“書吏紹興幫”，隨后，此風便逐漸興盛于全國各地官衙，到了清代便達到了“無紹不成衙”的程度。由于來自浙江紹興的師爺遍布全國各州縣大小衙門，一個龐大的紹興籍師爺群體便開始形成，于是一個專門的稱謂“紹興師爺”就不脛而走。也許正是由于紹興人具有精細嚴謹、善于謀劃的特點，適于當師爺，所以，紹興籍師爺特別多，而且干得相當出色。這種鼎盛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清末，那時由于政府事務較前紛繁，地方主官即“幕主”也沒有能力承擔眾多師爺的酬勞，湖廣總督張之洞一改私聘師爺的做法，改由公費支出委任官員入幕，“幕友”逐漸為屬正式官吏的幕員所代替，直至民國初這個在中國官場上活躍了長達300多年的獨特的師爺群體才趨于衰亡。在這支龐大的紹興師爺隊伍中，多數人又出自于紹興縣北面的安昌鎮，據說200年間由此出去的師爺不下一萬之眾，所以安昌又被稱為紹興師爺的故鄉。

師爺按其職能可以分為刑名、錢谷、書啟、賬房等許多種。各衙署幕友人數視事務繁簡而定，一般縣置均在兩名以上，其中處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刑名師爺最為重要。由明入清，特別是清代已初步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法律體系，從順治到同治的200多年間，已成文的律法已有1800多條，一般科舉出身的官員沒有經過專門學習是根本無法掌握的，而且，審案還需要專門的刑偵、解剖等知識，這讓這些科考入仕的文人更是一竅不通。但是，司法審判偏偏又是朝廷考察地方官政績的頭等大事，他們不得不延聘精通此道的刑名師爺來協助處理。刑名師爺于是也就成了各級官衙操縱生殺大權的關鍵人物。位列其次的是錢谷師爺;這是因為財稅也是考量一個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方面，所以錢谷師爺手中也操控著官員的去留和升遷，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根據政務需要起草上呈下達的文稿是書啟師爺的職責，每逢過年過節或是上司有婚喪嫁娶事宜之時，他們還負有致函賀吊之責。再有就是負責銀錢出入和禮尚往來的賬房師爺。

在官場上，師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他們非官非吏，不占政府的編制和財政支出，是一支編外隊伍，卻又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幫派勢力;他們雖然沒有明確的官職，卻是各級官衙中的二號人物。這些特殊性決定了師爺必須具備一些特殊的生存智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好人際關系中的分寸感，在和上級官員、下級衙役、同鄉師爺、地方財富階層的交往中不斷權衡，不斷尋求權力空間，他們堪稱是方法論的商手。而在所有這些人際關系中，最敏感的是師爺和官員之間的關系。一般來說，師爺和官員是“亦師亦友”的關系，然而，八股出身并無多少管理經驗的新任官員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必得倚重師爺的才智，必須對師爺有所忌憚。因此，當時官員設宴，師爺不到場不準舉筷子就成了一種習俗，以至于每逢年節總是官員先上師爺居室拜年，師爺隨后予以回禮。

也許正因如此，人們對紹興師爺的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每當說起他們的時候，口氣中也總不免流露出些許不屑，似乎官場上的所有餿主意都是出自師爺之口。毫無疑問，在這么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中，確實有些奸刁乖巧、以刀筆殺人的敗類，據說楊乃武與小白菜這樁歷史冤案就是一位何姓師爺搗的鬼。俗話說，行有行規，道有道規，師爺這一行業也有它自己的職業道德，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幕道。據說，做這一行首先要求在人品上要立得住，清廉正直，不受賄賂以害無辜，更要精通業務。師爺的職業道德歸結起來共有五條，第一，“立心要正”，就是必須心存正直，做事不存私心;第二，要“盡心盡責”，從公而言，師爺是為國家做事;從私而言，是為主官效力，于公于私都應該忠心耿耿。第三，要“盡官敢言”，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要是有利于公事有利于主官，不管對方愿不愿聽，都要敢說。第四，要“勤事慎事”，不但要勘于辦事，不偷懶，而且要審慎從事，不草率下結論。第五，就是“不合則去”，如果主官不聽勸告，執意做貪贓枉法之亭，就不能與之同流合污，應該拂袖而去。

正是這最為特別的最后一條，注定了師爺的一生必定與顛沛流離、生活凄苦相伴終身。在封建官場上，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是要付出代價的，一個正直的師爺往往要不斷地輾轉于一個又一個衙門之間。一生為幕50載，其所著《秋水軒尺牘》堪稱后代幕學的教科書的安昌著名師爺許思湄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按照清代官府的規定，師爺必須回避本鄉本土，到外省外府去工作，因此，許思湄只能離妻別子，飄零在外，一個人住在狹窄的衙門內院兒，在這樣的夜晚，他曾經嘆道，“天涯浪跡，顧影自憐，探我行囊，帷有清風明月爾”。他為人剛直不阿，對于官場的種種丑惡不時予以抨擊，卻每每不得志，在他所著的《秋水軒尺牘》中，他這樣描繪自己的生活：“為幕半生，輾轉萬里，惟留半擔琴書，一肩風雨，做東西南北之人。”魯迅先生曾經為紹興師爺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紹興師爺的箱子里總放著回家的盤纏，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紹興師爺傲岸自尊的丹氣。

在安昌的師爺博物館內陳列著一套迄今為止包括律例、成案、責例、公文、書信、告示以及錢谷賬冊在內的最完整的清代幕業資料，總共約有200萬宇，全都是由一人用毛筆抄錄而成，他就是光緒年問的紹興師爺孫云章。由于師爺的，授受、推薦依賴的是同鄉和父兄家傳等近親繁殖的方式，為了讓自己的兒孫輩學有所憑，干好師爺這一行，孫云章用30年的時間筆耕心織，完成了這項浩大的工程。從中人們不難看到紹興師爺為兒孫考慮的殷切之心，同時也不得不佩服紹興師爺所具備的一絲不茍的精細嚴謹的作風。正是紹興師爺所具備的這些特點，才能在封建官場上風行了長達300年的時間。

現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正進入一個發展的新時期，師爺的稱謂雖然早已消失，但是它的影響猶存，只要看看當今活躍在浙江乃至全國各地的浙江籍商人的經商盛況，你就不難發現“紹興師爺”所形成的傳統和經驗仍在深深地影響著浙江人。他們往往活躍在如今的企業家周圍，以“外腦”和“咨詢專家”的身份參與商業經營，出謀劃策。他們有文化，有強烈的參謀意識，從他們身上不難發現“現代師爺”和“紹興師爺”之間的天然聯系。可以說屬于師爺的生存經驗和文化性格確實被他們這一部分人繼承了下來并被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