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皇帝大都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這已經成為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的事情，但是，對于一天連娶九個媳婦的風流皇帝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這個風流皇帝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朱翊鈞。由于明神宗年號萬歷，因此也稱萬歷皇帝。

明神宗朱翊鈞，明穆宗第三子。隆慶二年，立為皇太子，時方六歲。隆慶六年，穆宗駕崩，十歲的朱翊鈞即位，次年改元萬歷。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歷前十年，大學士張居正輔助明神宗處理朝政，社會經濟發展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十年后，張居正去世，明神宗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后期因和文官集團的矛盾而罷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駕崩，傳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罷朝三十年，史學家稱之為“醉夢之期”，并說這段時期明神宗“怠于臨朝，勇于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時候從一個立志有為的皇帝變成一個荒廢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讓這位曾經雄心萬丈的大明天子墮落得如此厲害呢？表面看起來，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臨朝的原因，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后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之爭。但是，究其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明神宗之身體虛弱，行動不便。當然，其身體虛弱的背后，無疑是酒色財氣的過度。

萬歷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評明神宗縱情于酒、色、財、氣，并獻“四箴”。對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這樣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惱怒。幸好首輔大學士申時行婉轉開導，說皇帝如果要處置雒于仁，無疑是承認雒于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面的臣民會信以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職為民。

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明神宗曾召見申時行等人于毓德宮中，“自辨甚悉”。明神宗對內閣大學士們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難道更不責治？”看來，明神宗根本不承認雒于仁的批評。

在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干，想到做到，不讓其先輩。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對”大臣，于是慢慢地就連內閣的大學士們也很少見到他的面了;后來更是發展到不批奏章，臣下們的奏章一概“留中”不發。明神宗心里明白，對于那些他不喜歡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貶斥，馬上就會給朝臣們找來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們得到了“訕君買直”的機會。現在干脆給他一個不理，讓這幫“忠君愛國”的臣子們面對皇帝的影子作戰。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宮里與他心愛的鄭貴妃風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戀鄭貴妃，而且竟然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弄小太監。當時宮中有十個長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繡百子女夾衣秀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號稱“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開騙門”的批評。這一點，明神宗與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點相像。至于貪財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他在親政以后，查抄了當朝重臣馮保、張居正的家產，還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礦監、稅監，前往各地四處搜括民脂民膏。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決策者。一旦皇帝不愿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于太監或大臣，整個朝廷的運轉就可能陷于停頓。因此，明神宗為了討好寵妃而采取的這種不負責任的“罷工”，無疑給大明王朝帶來了致命的后果。

據有關史料記載，到萬歷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員空缺的現象已然非常嚴重。這一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這時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萬歷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員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個人也沒有。到了萬歷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內閣僅剩下了葉向高一個人，六部九卿僅趙煥一人，都察院已經連續八年沒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時必須由一個縣的知縣兼任鄰縣的知縣。從這樣的情形，可以想見萬歷后期朝政運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黨爭于下，這就是萬歷朝后期的官場大勢。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大明王朝幾乎癱瘓，已是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蓋棺定論時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