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還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叫《游仙窟》。所謂的仙窟即是青樓。一是人們喜歡詩化自己的風流艷事，二是青樓之游也的確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時，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說去洗手，實際上是去洗手間一樣。

整個唐代文學中的青樓，都給人一種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樓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游？”

到了宋朝，詞這種文學形式發展得鋪天蓋地，以至搞得許多后人只知有宋詞而不知有宋詩了。其實，宋詞與青樓的關系比唐詩還要親密。去掉青樓，唐詩的損失并不太大，只是結構性的，不是總體上的。而宋詞若是離了青樓，簡直就潰不成軍，只剩下幾個“豪放派”的傻老爺們，手持銅琶鐵板，干吼著“大江東去”，知道的是唱宋詞，不知道的還以為要表演硬氣功呢。

隨便翻翻宋人的詞集，詩化青樓之作俯拾皆是，故這里不作抄錄。一般說來，“詩莊詞媚”，詞這種形式，特別適合吟風弄月，傳情表愛。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熱戀就是失戀。

所以，比之于詩，詞更加真實、更加細致地寫出了妓女和客人們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減少了，仙境的感覺沖淡了，給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種人生雅趣。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多么瀟灑適意。秦觀的“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彥的“琵琶輕放，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多么地溫香醉人。

較之唐詩，許多人更愛宋詞，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詞更好地表達了人之常情吧。宋詞把青樓詩化得溫馨可人，當真宛如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我見猶憐，能不叫人愛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們都成了臭老九，地位與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詩化青樓之作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把青樓寫成淫冶放蕩之所，借以撫慰或發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種是反映青樓黑暗面，寫妓女的不幸和反抗，從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負。

大戲劇家關漢卿就塑造了趙盼兒、宋引章、謝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這時的青樓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個戰場，需要斗智斗勇。當然，結局總是大團圓的。中國人在最悲慘的情況下，也不會放棄對這種詩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樓仍然是美的。

明朝據說是資本主義萌芽了，于是青樓里涌進來許多暴發戶的款爺，左一張港幣，右一張美鈔，你想錢那東西是天底下最臟的，這么一來，無論怎么詩化，青樓都多少有點洗不干凈了。

像《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瑤琴還是懂得人間真情，蠻可愛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們這些俗人要干凈一萬倍。

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寫的那些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等人，卻實在是青樓里的敗類。此外，青樓里又多了許多“棒尖”的幫閑無賴王八蛋，欺內瞞外，烏煙瘴氣。

如此一折騰，青樓的形象遭到了破壞。也許這屬于一種“現實主義”詩化吧，不能讓青樓總那么“月朦朧，鳥朦朧”下去，是騾子是馬，該拉到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這樣的“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歷史劇繼續美化李香君這樣的俠烈妓女外，出現了大量的狹邪筆記和小說。

在這樣的文字中，青樓像家常便飯一樣被談論、被調侃，悲劇、喜劇都變成了鬧劇。直到20世紀初，《九尾龜》、《海上繁花夢》等書刊行后，青樓已然詩味寡然。

隨著青樓的衰落，人們越來越不會做夢。聰明的人們看穿了仙境的不實，看穿了雅趣的無用，他們拋棄了酸文假醋的詩化，直截了當地說著“嫖娼”或“逛窯子”或“打野雞”。

歷史的車輪在前進，輾碎了青樓之夢、紅樓之夢。會作詩填詞、會琴棋書畫的青樓女子沒有了。只有一些天天關心自己三圍的靚女們，游蕩在人生的舞場邊，在等待西門慶的金牙一閃，便好“與狼共舞”。

那些少了詩文的青樓，不管如何發展，服務多么好，那跟圈養了一群豬有什么區別。所以妓女也是要有文化的。而之前不也有些國家是靠妓女的稅收來增強國力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