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一向被看作是“變法者為變法殉難”的悲劇事件，千古之下得到了很多同情。朱相觀看人藝話劇《商鞅變法》，據說潸然淚下。在我看來，商鞅之死不過是他刻薄殘殺的報應，不值得同情。

殺商鞅的人——也就是秦孝公的繼承人秦惠文王——不是因為反對商鞅的新法，而是恨他這個人。因為秦惠文王當太子的時候，因為批評新法而獲罪，但是“刑不加儲君”，罪名要由太子的老師承擔，商鞅把太子老師的鼻子割掉了。換了誰都得報這個仇。

商鞅是一個權力崇拜者，手里有權，無所顧忌，毫無人情可言。商鞅在秦國，嚴格禁止官民議論法令，連議論法令——無論擁護還是反對——都要獲罪。商鞅曾經渭水決獄，很多人被殺的罪名就是議論法令，據說渭水盡赤，一派恐怖氣氛。

法家的政治理念，并沒有把人民放在法律的對立面。關東諸國是法家的起源地，在齊國、鄭國、晉國都先后實施法家的那一套，在實際操作中，并無商鞅如此之多的肅殺恐怖。

商鞅執法的霸道之氣太盛，實際上把法令向“惡法”的方向推動。商鞅死了之后，秦人沒有憐惜他的，這不是商鞅的悲劇，因為這就是商鞅自己應得的報答。

讓我們拿其他的人來做對比。

漢武帝時期有一個酷吏叫張湯，一直當到了御史大夫。但不久張湯就和丞相莊青翟發生沖突，被人誣告下獄。漢武帝接連八次派人要他解答質疑，張湯都竭力為自己辯護。后來漢武帝派廷尉趙禹來審問他，趙禹勸告他：”你怎么不識相？你殺了多少人、滅了多少人家了。現在很多人都為了這個來報復你，皇帝也為你這案子為難，最好是要你自己了斷，你怎么還辯解不休？”張湯無奈自殺。后來的事實證明張湯這次確實是被冤枉的，張湯可謂“死非其罪”，這就像明朝嚴世藩被巫以“通倭”罪名是死非其罪一樣，但是張湯最終還是無奈自殺，是因為他認可了趙禹的勸告：張湯殺人破家甚多，其中不乏無辜的人，現在抵命也算是另類的公平。

商鞅其實也是如此。商鞅變法，成功地把秦國改造為一部“耕戰結合”的戰爭機器，賦予秦國內在的巨大擴張動力，秦國能夠統一中國，商鞅有功。但是商鞅無視人性尊嚴的惡質也深藏在秦國的法令中，這也是導致秦國速亡的根源。

后世批評法家的往往都以暴秦為例，其實秦國的法家并非法家的精神，漢唐明也是法家治國，但是卻沒有秦國的暴虐，秦國的法家有法家皮相，但是缺乏法家“依道生法”的敬畏之心和悲憫情懷，最終淪為暴政的工具，商鞅難辭其咎。

勇于殺人的人，往往都有內在的虛弱性，其下場往往也具有“歷史的公平性”。

紅軍時期的夏曦、陳昌浩、張國燾都是肅反中的殺人狂，最后夏曦和陳昌浩都是死于非命。而張國燾更加不堪，盡然淪落到給國民黨的軍統“幫工”，給鷹犬當鷹犬，人格完全破產，令人蔑視。看看人家陳獨秀，脫黨之后，鄉下讀書，甘于清貧，不失氣節。

在商鞅之前的秦國還有一個正面的典型，就是秦穆公時期的百里奚。

百里奚混得最差的時候，流落在楚國當奴隸。秦穆公聞其賢，派人以五張黑公羊皮將百里奚換回，拜為上大夫，故世人稱之為“五羖大夫”。

經歷很多人生不幸的百里奚并沒有怨恨社會、怨恨社會中的人，仍然懷抱寬廣，百里奚身為秦國大夫，勤理政務，平易近人，生活簡樸。“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在主持秦國國政期間，百里奚“三置晉國之君”，“救荊州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使秦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開始了秦國的崛起。

后來的秦孝公在“求賢令”中評價秦穆公時期“甚光美”。百里奚在秦國移風易俗，也是一種變法，只是規模和深度不如后世的商鞅變法。但是百里奚卻得到了秦國人普遍的愛戴。“及卒，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變法最會引發劇烈的政治斗爭，政治斗爭又難保公平。但并不是說，變法就要嚴刑峻法、就要殘刻好殺。商鞅行事變態極端，把上下的人都得罪光，他不變法也不會有什么好下場。做人不能太商鞅，不妨看看百里奚。

從五家共治的思想來看商鞅變法，商鞅既沒有道家墨家的社會理想，也沒有儒家的倫理敬畏，也不尊重楊朱的個人主義，甚至連法家也只是取其中的工具主義而用之，五家只有半家，劍走偏鋒，何以持久？只圖救一時之急，而無長久可以效法的精神，商鞅個人命運的起伏，正是他的變法缺陷的縮影。正如我們不必惋惜秦朝的滅亡，我們也不必惋惜商鞅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