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們探討華夏文明衰落，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一般大多指向19世紀晚清時期。然而，如果你發現一個大廈將傾，那首先不是居住者的事，而是建筑者的事。

都說華夏文明毀于滿清之手，我以為那只是雪上加霜。清朝統治者比明朝沒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證明明朝就是進步的。

有人拿清朝和明朝相比，認為明朝比清朝文明程度高一些，但我卻認為這種比較意義不大。漢承秦制，清承明制，從政體到政教，清朝是明朝的加強版，除了統治者的變化與民族壓迫，從文明的本質而言，明清兩代其實沒有本質區別。

所以，要追溯中國與西方拉開差距，不能從晚清算起，而是要以明朝復國為端。可以說，朱元璋雖然實現了華夏復國，但沒有實現華夏文明的復興。終明276年，華夏文明從政治到文化，不進反退。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

朱元璋時期，華夏文明中有兩個獨特的“發明”，被發揚光大。但包括近鄰日本在內的全世界是不學的，什么發明？那就是“閹割”與“纏足”。

這兩項“文明”，一個是讓男人“去勢”，另一個是讓女人“去步”，這世界就雌雄兩種人，一個令其繁殖不能，另一個使其行動不便，從而組成了最統治者放心的“準人類”族群。而這兩個“準人類”族群，在明朝最為興旺。

關于纏足起源中國哪朝，有言隋唐，有人北宋，說法不一。但興旺時代，卻舉世公認為大明王朝。明朝之前，纏足只是一些貴族“圈子里游戲”，但到了明朝，社會各階層的女子，不論貧富貴賤，都紛紛纏足，“三寸金蓮”頓成蔓延全國之風。

朱元璋在位時、洪武十六年頒布的《袞冕制度》，“命婦復雜繁盛冠飾和纏足”，被現代學者指出是“束縛女權、壓迫女性”的心態所致。

如果說女人行動不便便好壓迫，那么男人怎么“變異”才能令朱家坐穩江山呢？這就要涉及如何大力弘揚“閹割術”了。

繼創造“小腳世界”之后，明朝又著力打造了“太監盛世”，關于這個，前面我們講了不再贅述，在此只是要強調一點，自朱元璋將皇權推上頂峰后，全國出現有形的太監十幾萬，無形的太監幾千萬。

明朝統治中國276年，此間太監對中國的政治影響不僅是負面的，而且還直接影響到整個華夏民族性格。明朝文人士大夫，除了個別死烈之士，大都是去了勢的精神太監。

比如明世宗嘉靖年間，有個才子叫丁士美，中了狀元后，寫出一篇謝恩表，辭藻華麗，文采飛揚，但卻沒有一點真知灼見，通篇都是拍昏君的馬屁，就像一只寵物狗向主人搖尾乞憐。

這就是明朝官員大腦常態。如果給大明王朝總結國家性格，兩個字再貼切不過：保守。

明中國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兩大不治之癥愈演愈烈。哪兩大不治之癥？那就是：“守舊”與“腐敗”。當然，歷代王朝都或多或少擁有這兩大病癥，但明朝卻史無前例地加劇了。

明朝政府官員效率低下，學界除了復寫四書五經外，很難接受任何新的東西。并且，科舉考試也出現嚴重退化。從明朝科考的卷宗看，再難出現唐宋才子那般流傳后世的佳作。明朝才子們的所謂知識，實際只是儒家經典的一個復寫。

在朝的保守，在野的也不開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張獻忠，其政治素養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其政治訴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鐘相楊幺，鐘相楊幺尚能喊出“能貴賤均貧富”這樣彪炳史冊的口號，而李自成、張獻忠卻只能喊出粗鄙口號“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重復的是強盜邏輯。

他們反抗統治者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成為統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為新世界而戰，因為他們沒有政治信仰，亦無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不過是“權力的擊鼓傳花游戲”。

如此，即便他們坐穩了皇位，百姓還是擺脫不了受奴役的命運，甚至要面臨著一個更糟糕的強盜世界。整個民族陷入內耗、退化的深淵而在劫難逃。

大明亡國后，有一個叫朱之瑜流亡日本，他總結了明亡的歷史教訓，寫下了著名的《中原陽九述略》。認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學術虛偽。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也。語日：‘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這句話說明，明朝是個虛偽而腐敗的世道，而這個世道無疑是太祖朱元璋奠定。明朝以后，清兵入關，中國近代百年恥辱，都與朱元璋所奠定“小腳世界”及“太監盛世”有關，可以說，中國與西方拉開距離，始作俑者就把皇權推上頂峰的朱元璋。他的皇權更集中了，但華夏文明和整個中國卻失去了活力，集體向后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