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無煙日，說起“控煙”，絕不僅是現(xiàn)代才有的，其實，在我國古代就已存在。尤其是明清兩代就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公共場所內(nèi)吸煙。

新版《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6月1日已經(jīng)開始施行，其禁煙范圍之廣，處罰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所以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

煙草自明代傳入中國，古人曾認為此物可“還魂”

煙草大約于明代嘉靖末至萬歷初經(jīng)菲律賓傳入我國南方，后迅速在全國推廣種植，吸煙人數(shù)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至清代吸煙已成為國人的基本嗜好。

此物在進入中國時，還傳入一個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當時，呂宋島上淡巴國公主死后，被棄于野外，沒想到她在聞到煙草香味后竟蘇醒了！從此，被譯名“淡巴菰”的煙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從史料上看，古人對煙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還嚴重，這或許與古人對煙草的過度迷信有關(guān)。據(jù)最早著錄煙草的醫(yī)學書籍《本草匯言》載：“此藥氣甚辛烈，得火燃取煙氣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風雨之寒，避山蠱鬼邪之氣，小兒食此能殺疳積，婦人食此能消癥痞。”

《露書》還記載，煙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虱”。古人還相信，煙草能治畏寒、發(fā)熱等所謂“寒疾”。明末人王逋曾在《蚓庵瑣語》中記載：“煙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姚可成輯《食物本草》中還有一觀點，認為煙草能“當飯吃”，稱“凡食煙，饑能使飽，飽能使饑，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悶，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憂草。”可見在古代，煙草還一度被認為是對身體有益的。

但到了清代，就有醫(yī)生提出吸煙有害健康了。名醫(yī)張璐已在其所著的《本經(jīng)逢原》中提出：“豈知毒草之氣，熏灼臟腑，游行經(jīng)絡，能無壯火散氣之慮乎。”清人陳淏子在《花鏡》中也提出煙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紅。抑且有病，投藥不效，總宜少用”。

名醫(yī)吳澄在《不居集·煙論》中甚至認為，“無病之人頻頻熏灼，津涸液枯，暗損天年”，對吸煙者提出了警告：“虛損之人，最宜戒此。”

吳儀洛在《本草從新》里干脆將煙草列入“毒草類”。其卷四中的“煙”條稱“火氣熏灼，耗血損年，衛(wèi)生者宜遠之”。并附注，煙草“最爍肺陰，今人患喉風咽痛、嗽血失音之癥甚多，未必不由嗜煙所致”。吸煙有害不言而喻，故古代有識之士一直呼吁遠離煙草。

清康熙三十年進士張翔鳳在《種煙行》詩中稱：“吁嗟老農(nóng)勿健羨，此物鳩毒奇莫居。”

明清禁煙力度空前，崇禎兩次頒布“禁煙令”

古之禁煙，最有力的舉措當屬朝延干預。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曾兩次頒布“禁煙令”。第一道頒發(fā)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由朝廷發(fā)出的第一道“禁煙令”。崇禎皇帝第二次禁煙則是為了防止“亡國”。古人多迷信，貴為皇帝的朱由檢更不例外，崇禎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是“燕京”。“煙”與“燕”音相近，“吃煙”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破燕京之嫌，出于避諱，朱由檢下了禁煙令。

到了清代，入關(guān)后的前幾位皇帝都曾努力恪守祖訓，嚴格禁煙。《大清律例》中關(guān)于“控煙”做了明確規(guī)定：“凡紫禁城內(nèi)及凡倉庫、壇廟等處，文武官員吃(吸)煙者革職，旗下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該管官員見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該管官員俱罰俸半年。又紫禁城內(nèi)大臣侍衛(wèi)員吃煙者，派出看門護軍查拿被獲，除照例議罰外，照其官職加取一個月俸銀給予拿獲之護軍。跟隨人被獲，除照例責打外，亦向伊等之主取一月俸銀給予。如護軍校不行拿獲，革去護軍校，不準折贖，鞭一百，枷號兩個月。護軍不行拿獲，鞭一百，枷五個月。閑散執(zhí)事之人照例鞭一百。”

清太祖對煙草在邊廷貿(mào)易中采取嚴厲措施，尤其限制進口，“以為非士產(chǎn)，耗財貨，下令大禁云。”(據(jù)《李朝仁祖實錄》)康熙帝反對吸煙和種植煙草，主要是經(jīng)戰(zhàn)亂后的休養(yǎng)生息，人口增加，由于糧煙爭地，所以官員、大臣主張限制種煙，以保證糧田。雍正皇帝雖其自己嗜好鼻煙，但仍然提倡以種植谷米等糧食作物為主，反對種植煙草。而乾隆時期，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書禁煙之言，乾隆元年冬(1736年)，其作《請定經(jīng)制札子》云：“…臣聞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nóng)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煙者也……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煙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diào)，則立可斷矣……”

太平天國對抽煙者的態(tài)度更加嚴厲，《天條書》載明：“凡吃黃煙者，初犯責打一百，枷一個禮拜;再犯責打一千，枷三個禮拜;三犯斬首不留。”清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賊禁》記載：“犯吸黃煙者的枷責，以煙置枷上，荷之游街。”抽幾口黃煙，輕則一頓棒打，還要夾上木枷，插上煙桿游街示眾;如果沒被打死，還想再來上那么幾口，過一把煙癮，便會被砍去首級，尸首分離。

但道光、咸豐年間以后，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衰落，“控煙令”也成了一紙空文，致使“煙民”劇增，“上自王公貴族，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口銜一支煙以鳴得意。”故此，人們將吸紙煙、吸鴉片、打麻將和嫖娼并列為晚清“四大公害”。

民國禁煙遇阻，孔祥熙為保國家稅收“暫停”禁煙

民國時期，為禁絕鴉片煙毒，政府曾做了些工作，禁毒取得一定成效。在禁毒的號召聲中，又延及到了禁吸紙煙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和宋美齡聯(lián)手發(fā)動新生活運動，試圖改造國民之習性。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樣，南昌行營的禮堂里正在舉行每周一次的總理紀念周活動，蔣介石做了名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主題發(fā)言。為了強調(diào)社會精英擔負著教育人民的責任，蔣介石提到了一個在南昌街頭吸煙的孩子：前幾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一個小學生吸紙煙，這樣還了得嗎？他做學生的時候就要吸紙煙，長大不會吸鴉片煙嗎？當時我因為車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們一般教職員，或警察，應當也看見，看見的時候，就要拿來處罰！

然后他又回憶起他在處理福建事變期間，在建甌執(zhí)行軍務時，曾看到一個抽煙的孩子：“我此次到了建甌，有一回發(fā)現(xiàn)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煙，雖穿了很好的衣服，還是一點教育也沒有，因此我隨即叫他的父母來要辦他，從此以后，建甌就少有小孩子吃煙的了，由此可見轉(zhuǎn)移風氣，改造社會，并不是什么難的事情。”

1935年1月蔣介石去浙江的時候，看到很多大幅紙煙廣告牌，非常生氣，親自發(fā)了一封電報給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和寧波的行政督察專員，命令他們禁止紙煙廣告，并要求將這些廣告換成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和國內(nèi)農(nóng)產(chǎn)品的廣告。

同年5月，蔣介石向全國發(fā)表了《新生活運動綱要》，綱要附10條《新生活須知》，因其“第6款之新生活中之食”有“鴉片屏絕，紙煙勿吃”一語，一場波及全國諸省的禁吸紙煙活動，隨著新生活運動開始了。福建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剛一成立，當即發(fā)布《通告》，聲明“本周為不吸香煙運動周”，并限定二日以后，攤販不許販賣香煙，行人不許在路上吸食香煙。甚至還有地方拘拿卷煙商販，并將他們運輸、銷售的卷煙公開焚毀的事情發(fā)生。

推行新生活運動中出現(xiàn)的大規(guī)模的禁吸煙運動，驚動了國民政府的高層。財政部長孔祥熙為確保國家稅收，又要貫徹新生活運動的旨要，由他召集財政、內(nèi)政、實業(yè)三部，審議了浙江省政府呈請實行全國禁吸卷煙一案，并報行政院批準，決定“對吸食卷煙，暫緩禁止”。財政部甚至于1935年6月15日下一文，稱：“任何團體，如有假借新生活運動名義，禁止人民吸售紙煙，務應立予糾正，以維國稅而安商業(yè)。”至此，由“新生活運動”而起的一場禁止吸煙運動，在國府的“暫緩”和“以維國稅而安商業(yè)”之下，遂告結(jié)束。

“史上最嚴”禁煙令如何落地有聲？人們拭目以待

6月1日北京啟動“史上最嚴禁煙令”，這意味著屆時，所有“帶頂兒”的場所都要禁煙。

近年來，“史上最嚴”常作為形容詞與各種禁令的發(fā)布一同出現(xiàn)。不過諸多禁令在實際執(zhí)行中止于“紙上最嚴”的尷尬處境，讓“史上最嚴”幾個字的意味顯得頗為復雜，甚至略帶諷刺。

從世界衛(wèi)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6年在我國正式生效算起，也有8年光景。其實早在1996年，北京就率先在全國通過地方法規(guī)進行控煙。2009年，廣州推出了當時“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規(guī)定餐廳、網(wǎng)吧、公園、車站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截至目前，全國已有近200個城市出臺了公共場所控煙地方法規(guī)。在國家層面上，2011年，衛(wèi)生部發(fā)布的新版《公共場所衛(wèi)生條例實施細則》也明確規(guī)定，我國所有室內(nèi)公共場所全部禁煙。時至今日回頭看，其效果仍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