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官的來說，窮人、富人都可以與之交往。但與富人交往尤須注意，不可一意交結富人，不可與他們拉拉扯扯，否則易于為他們所用。富人想用手中的錢，換你手中的權，你不加防備，抵御不了，就勢必栽倒。

包拯、秦檜對待富人的不同態度

富人喜歡巴結官員。有的有“眼光”的富人，還喜歡巴結在他看來大有發展前途的讀書人。在這方面，包拯為古代官員樹立了一個極好的典型。

北宋宰相李邦彥之父李浦是懷州(今河南沁陽)有錢的銀匠，“惟喜與進士游”。他好客的名聲在外，以至河東(今山西)舉人赴京城開封參加科舉考試，路經懷州，必到李浦家拜訪，而李浦總是會贈送一筆盤纏。當時人們稱李浦這種做法為“結秀才緣”，意為結好于有望高中進士的舉子，用錢為自己鋪路。人在沒有當官時，你奉承他，比他當了官后你再奉承他，效果是大不相同的。自稱“李浪子”的李邦彥，后來順利踏上仕途，不能不說與其父廣泛地“結秀才緣”有關。

北宋包拯還在讀書時，就遇到過想“結秀才緣”的富人。據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一書，朱熹論及交際之道時，說到祖上有一本雜記，那上面記載著包拯的事跡。包拯與李某同在一座寺廟中讀書，每次出入，必從一富人門前經過。二人從未去見富人。一天，富人守候在門口，等二人路過，邀請他們進去坐坐，被二人婉拒。過了幾天，富人又邀請二人，還要招待酒食，因富人顯得很殷勤，李某動了心，想進富人家門。包拯嚴肅地對李某說：他是富人，我們日后或許會成為州郡長官。今日濫交富人，他日能不為富人利用嗎？二人終于沒有進富人之門。包拯是廬州合肥人，過了十多年，他果然當了家鄉廬州的知州。早年有意籠絡包拯的那位富人，在包拯就任知州后，若想跟包拯拉拉扯扯，一定會碰壁。

包拯曾任開封知府，官至副樞密使。《宋史·包拯傳》說：“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又云：“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朝中有了包拯這樣剛正的官員，那些王公貴戚、宦官，一個個都收斂了。民眾都寄希望于鐵面無私的包拯。

包拯謝絕親戚、同鄉、故人等上門，也不與他們交往和通信。他立下家規：后世子孫當官有犯貪贓罪的，不得回到老家，死了不得葬到包家墓地。

南宋宰相秦檜則是另一種典型。宋代周密《齊東野語》一書說：秦檜走上仕途前，曾經去一富人家，要求資助。富人給了他五千錢，他要求再加一點，富人沒有答應。富人的家庭教師曹泳在旁，拿出了富人給的“束修”——兩匹絹。秦檜得了錢，又得了絹，這才離開。

秦檜和包拯，兩種人品，兩種境界。秦檜這樣的人能為富人所利用;而富人要想利用包拯為自己謀利，沒門。

隋朝開國功臣劉昉廣交富商大賈

在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國柄，取靜帝而代之的過程中，劉昉立有大功。

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去世，皇后之父楊堅在劉昉與鄭譯的策劃和支持下，扶持年幼的靜帝上臺。楊堅自任丞相，總攬朝政，為奪取皇位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因劉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前后賞賜巨萬。他與鄭譯成了楊堅的兩大臺柱，當時人說：“劉昉牽前，鄭譯推后。”似乎朝廷政治運作離不開此二人。劉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

此人特別貪財，《隋書·劉昉傳》這樣寫他：“然性粗疏，溺于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他專喜結交商人富豪。他家座上客，除了官員，就是富商，而且從早到晚，滿屋子都是富商，可見“盛況空前”。

在中國古代，包括隋朝，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人排位最末。對于商人的著裝、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參加科舉考試以及從政等等，都有種種限制。商人即使富可敵國，高官劉昉與他們也不屬同一社會等級，地位高下懸殊，為何劉昉不但不鄙視他們，反而特別有興趣與他們交往呢？人們有理由懷疑劉昉有利益上的考量。他愛的不是富商，而是富商的錢。商人到他門上來，很有可能是來“尋租”的，即用金錢換取他的權勢的庇護。富商進劉昉的門，就得花錢，即需要給看門的人送“門包”，更不要說給劉昉送錢了。如果富商不時時給他獻上分量極重、能夠打動他的“紅包”，他會“屈尊”對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富商笑臉相迎、熱情招待、樂此不疲嗎？

其實劉昉根本就不差錢。他官位、爵位很高，俸祿很多，楊堅前后賞賜他的財物數量極大，但錢對他來說，總是多多益善。

為了牟利，他竟在首都糧食匱乏、居民普遍挨餓之時，不顧楊堅的禁酒令，“使妾賃屋，當壚沽酒”，讓其愛妾租下門面房，開起了酒店，發國難財。有人彈劾劉昉，說他職位很高，“厚祿已淹”，俸祿多了去了，應該知足了。然而他卻“規麴糪之潤，競錐刀之末”，像商人一樣追逐酒的利潤，追求微末之利(相對于巨萬賞賜和極高俸祿，酒的利潤還是小的)，若不查究，何以整肅官場？楊堅可能是念及劉昉的昔日功勞，下令不予追究，放了他一馬。

在登基之前，楊堅就漸漸疏遠了劉昉。楊堅派大將討伐叛亂的尉迥，為加強領導，統一軍令，想在劉昉、鄭譯兩人之中，委任一人為監軍。誰知這二人都不予配合，不給面子。劉昉借口說，沒有統兵打過仗，怕干不了。鄭譯推辭說，老母在堂，不能遠行。楊堅因調遣不了這二人而大為不悅。后來，相繼發生王謙、司馬消難叛亂，楊堅憂心忡忡，寢食不安，而劉昉卻“逸游縱酒，不以職司為意”，常常因酗酒誤了公事，招致楊堅極度不滿。楊堅就將他“晾”了起來，爵位、職位照給，不給事干，讓其賦閑在家。

劉昉自以為立下了開國首功，后被疏遠，心中既惴惴不安，又大為不滿。于是怨氣日盛，與梁士彥、宇文忻搞到一起，開始時只是發發牢騷，后來竟圖謀反叛。東窗事發，劉昉及梁士彥、宇文忻都被處死，家被查抄。三家所有財物都被搬到皇宮射殿，楊堅身著素服，命大臣們拿起弓箭，任意射取財物，誰射中，誰就搬回家。楊堅想用這種特殊的做法，讓大臣們吸取劉昉等人貪腐、謀反、自取敗亡的教訓。楊堅獨創的這種“廉政教育”方式，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唐朝宰相許敬宗嫁女娶兒媳掙大錢

唐朝的許敬宗從漣州別駕一直做到宰相，可謂青云直上。但他被世人認為是一個大奸臣，宋朝宋祁寫《新唐書》人物傳時，將他列入《奸臣傳》。他作為奸臣的主要罪狀是，幫助唐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之后，“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連手武則天，排擠了一批人，謀害、殺死了一批人。

許敬宗其人，最典型、最精彩的一段臺詞，是在唐高宗立武則天為后的關鍵時刻說的。《許敬宗傳》云：唐高宗準備廢王皇后、立武則天為后，征求大臣們的意見，遭到激烈反對。就在唐高宗猶豫不決之時，許敬宗投了武則天至關重要的一票。他說：莊稼漢多收了十斛麥子，就想換妻子。天子富有四海，想立一皇后，臣下說不可以，有什么道理？他的一席話，使高宗下定了廢王皇后、立武則天的決心。許敬宗“于立后有助力”，高宗滿意，武則天更滿意，投桃報李，不久許敬宗被提拔為宰相。

許敬宗愛財如命，為了斂財，不惜把自己的女兒當作商品。《新唐書》說：“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饕沓”，貪得無厭。為多多地獲取聘金，許敬宗特意將一個女兒嫁給嶺南酋長、也是唐朝官員的馮盎的兒子。

馮盎，冼夫人之孫。唐高祖時任高州總管，封越國公。唐代高州乃現在廣東鑒江、漠陽江流域地區。馮盎饒有家財。唐太宗曾一次賞給奴婢多至萬人，賞賜財物不可勝計。馮盎自云：“吾居越五世矣，牧伯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意思是，我家居住嶺南已五代了，此地擔任州郡長官的，只有我一家。我多的是男女奴隸和錢財。世上富貴如我的，很少很少。

劉肅《大唐新語》則說：敬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首領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子)”。“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之婚姻，曲為九隴敘其閥閱。”許敬宗將一個女兒嫁給富豪馮盎之子，又將另一個女兒嫁給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監門將軍的新貴錢九隴的兒子，動機也是貪圖錢財。他嫁兩個女兒，得到聘金數十萬。

不但如此，許敬宗為兒子娶妻也要撈一把。“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多得賂遺”。人家兒子結婚賠錢，他家賺了大錢。

在唐代，婚姻講究門當戶對，而且十分看重門第。京中高官許敬宗嫁女于嶺南酋長的兒子及原皇家奴仆之子，當時的人不可理解。于是，有關部門彈劾他，說他為圖錢財不惜將女兒遠嫁酋長之子。他被降為鄭州刺史。

許敬宗既貴且富，不缺錢花。除了俸祿及朝廷的賞賜外，還有很多“黑色收入”。他先后擔任過多種官修史書的主編，前后所得賞賜不可勝記。他還不滿足，利用編書之職收受賄賂。編書還能受賄？當然能。他在書中給人立傳，傳主家賄之以重金，他就為人家玩“曲筆”，歪曲事實，過錯寫成功勞，丑的寫成美的。酋長龐孝泰率兵參加對高麗的戰爭，此人怯懦，吃了敗仗，受到敵方嘲笑。許敬宗接受了龐孝泰饋贈的錢財，昧了良心為其美言，說他屢屢破賊，唐朝將領稱得上驍勇的，只有蘇定方與龐孝泰二人，曹繼叔、劉伯英比他們差遠了。他的親家錢九隴，原本是唐高祖的奴仆，許敬宗為他捏造光榮的門第、顯赫的功勞，還將他與有名的大臣劉文靜等合傳。

《舊唐書》說許敬宗“好色無度”。他的妻子裴氏死了，他立裴氏的侍婢為繼室。扶婢女為繼室，本來就讓時人非議，他還要讓她冒姓虞。這位“虞氏”，長期跟許敬宗的長子許昂通奸，許敬宗怒不可遏，請求朝廷將長子流放嶺南。《舊唐書》說“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就是指流放長子于荒僻的邊遠地區，嫁女兒于遙遠地方的酋長馮盎之子。

許敬宗生活奢靡，日常開銷極其浩繁。“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他的府第特別豪華，超過了朝廷規定的官員住房規格。他家樓連著樓，他讓歌妓們在“連樓”上跑馬。為了過這樣的奢華生活，許敬宗自然要變著法子撈錢。兒女婚嫁成了他撈錢的理由，編書成了他撈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