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的是，宋代和唐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它再也不是個貴族社會了，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市民社會。打個比方說吧，宋朝的宰相完全可以和普通市民在同一個澡堂子里洗澡，而在唐朝，嘿嘿，這事連想都不要去想。

市民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政府對民間的事情干預和管制不多。而在貴族社會，比如漢代，幾個老百姓聚在一起喝酒都是違法的，在不是國家的節日里吃肉也是違法的。唐代的情況雖然好了很多，但是從唐律里還是可以發現，政府實在管得太寬了，而且所有的法律基本上都是為貴族量身定做的。比如對妾的地位，唐律規定：“妾乃賤流”，“以妾及客女為妻，徒一年半”。就是說在家庭之中，倘若將妾升為妻，兩口子都要被判刑一年半。并且不要以為服完刑就完事了，沒完，兩口子還要被迫離異。總之，妾就是妾，永遠是賤流，永遠是下等人。

下等人永遠是下等人，很自然的，上等人就永遠是上等人，貴族就永遠是貴族了。除此以外，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法律條款還有奴婢“當色令相配偶”。這是啥意思呢？就是說奴仆婢女只能和奴仆婢女通婚，不光自己要一輩子做奴，連自己的子子孫孫也要世世代代地“奴”下去。與此相反，到了宋代的《天圣令》，這些法律都被廢棄了。

如果這還不能算是最能體現宋代女性地位提高的直接證據，那么我們就再談談妓女這一特殊群體的命運吧。

在唐代，官吏公然狎娼，官妓、營妓的命運尤其悲慘，根據律法，有時候長官殺害營妓也是無罪。但在宋代就行不通了，宋朝龔明之所寫的《中吳紀聞》說：“樂天(白居易)為郡時，嘗攜容滿、張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嘗賦紀游詩。為見當時郡政多暇，而吏議甚寬，使在今日(宋朝)，必以罪聞矣！”從這條就可以看出，妓女的命運已然和前代完全不同了，即便是官妓，也不是官老爺隨便就可以玩的。

妓女的地位提高了，所受的歧視也就少了，所以能夠出席很多大型的社會活動。《夢粱錄》上說：“及顧借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門首，時辰將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又以數妓女執蓮炬花燭，導前迎引。”可見民間結婚風俗儀式樂于請妓女們慶賀，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現在很多人迷戀所謂盛唐，抨擊宋代太弱了，這其實是不了解歷史的表現。大唐之盛其實不到一百年，其他的時間，中央完全被藩鎮耍著玩，其間老百姓所受的苦，簡直是無邊無際。盛唐論者最喜歡提版圖疆域問題，但真論起實際控制的地盤，唐朝是完全不能和兩宋相比較的。

這些年來，宋代的弱被過分強調了，而它的強總是被忽略，這實在是不應該啊。其實一個社會強大與否往往取決于所有社會成員的地位是否平等，而所有平等之中，最基本的則是男女平等。那么在宋代，最能體現這一點的，就是宋代人對母親的尊敬。我們不妨先從帝王之家說起，因為在古代，帝王之家的所作所為，即便是最微小的變動，也會對民間產生長久而持續的影響。

宋代是歷史上太后垂簾聽政最多的一個朝代。北宋從真宗劉后垂簾開始，先后垂簾的有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而南宋則有寧宗楊后、理宗謝后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英宗高后，她秉政期間，歷神宗、哲宗兩朝，因其對國家的貢獻巨大，以至于被譽為“女中堯舜”。這可是以前各代的女主從未享有的稱譽，即使是自立為帝的武則天，也沒能在史書贏得這樣的評價。

總之，宋代的垂簾聽政可謂是成為了一種傳統。由于有這么多女后秉政，所以宋代同情女性、理解女性，對女性以獨立人格、主體價值的認識和人道的關懷，幾乎成為一種社會化的普遍思潮。我們可以通過《續資治通鑒長編》中關于天圣八年(1030年)戊辰條的記載，看到這些女后們在保護女性地位的努力：“戚里有毆妻致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奈何毆致死耶？’……”

帝王之家如此，那士大夫之家的情形便大可想見了。像“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樣的名句，以及專門寫出來悼念和懷念已亡母親的文章，在宋之前鳳毛麟角，而在宋代則是比比皆是了。

尊母當然可以解釋為封建家長制在宋代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不過這一發展顯然對女性地位的提高很有利。那么母權高漲是不是意味著女權也能相應成正比地提高呢？下這樣的結論可能就比較冒險了。我個人覺得吧，女性地位的提高主要依賴于她社會地位的提高，而社會地位的提高又往往取決于女性對家庭財產的處置權和支配權，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女性則必然要有自己的獨立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