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時翻閱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縣志》，發現縣官和縣吏工資收入差距特別大，縣吏工資收入十分微薄。

據《江油縣志》記載，那時縣級政府中，被稱作官的，僅有知縣、巡檢、典史、教諭和訓導等四五人(大多數縣未設巡檢司)。知縣年俸45兩，加養廉銀600兩，計645兩;巡檢年俸31.52兩，加養廉銀90兩，計121.52兩;典史年俸31.52兩，加養廉銀80兩，計111.52兩;教諭、訓導年俸各40兩，這二位文教官員也許是沒有腐敗的條件，而沒有養廉銀。

縣衙分設快、皂、壯“三班”和吏、戶、禮、兵、刑、工等部門，加上巡檢司、典史署和教諭、訓導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名。除8名“民壯”(重體力勞動者)和6名弓兵(技術兵)每人年薪8兩外，其余63名占衙役總數82%，每人每年僅有6兩，這些人包括門子(門衛)、皂隸(警務人員)、馬快(特警)、仵作(法醫)、轎傘肩夫(服務人員)、禁卒(獄警)、鋪役(郵差)、倉夫(糧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員)等9個工種，不分科、股級，不講工齡長短、技術高低、文憑和貢獻大小。

兩三千年來，中國內部市場向來有“一米壓百價”之說，政府控制以外的物價都隨大米市價的波動而波動。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月二十七日，蘇州府織造(相當于中央直屬紡織局長)李煦奏報皇上說：“至于米價(每石)一兩三四錢不等”。這是在“魚米之鄉”，川北地區江油縣應在每石1.5兩左右。

縣吏們一年的6兩銀工資當買4石大米。清至民國時期，大米每石300斤，4石為1200斤。如今江油普通大米每斤2元人民幣左右，也就是說，清代江油縣吏年工資相當于今2400元，平均每月僅200元。

近幾年，江油民政給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人均每月補足210元，由此可見，清代江油縣吏的工資，竟比現在的“低保戶”還差一截，自己都難糊口，更何談供養父母妻兒。

縣太爺的折中辦法

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縣吏們也絕不會餓著肚皮去執行公務的。據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六日川北地區潼川知府阿通先生一份書面報告說：“訪查該縣(三臺縣)詞訟，一經準理，差役持票下鄉，往往擇肥而噬，不論案情之重輕，先講差規之多寡，千方恐嚇，萬計刁難，必隨其欲而后已。迨至押帶人證進城投到，又有房書開單等項使費，種種弊端，悉難枚舉。”

原來，縣吏們除6兩銀子的年薪外，另外還有工作中的“規費”收入。這“規費”沒有明文規定，沒有定額標準，是一種按“潛規則”收取的“灰色收入”。收多收少，視當事人經濟狀況和差役們滿意度而定，也可視為一種津補貼吧。

“汰之，則不敷驅使;去之，則民累難堪”，兩難之際，阿通知府采取了折中辦法，把過去實行了兩百多年的“差規”公開化、合法化、數字化，制訂出《三臺縣書差規費條規十八則》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大堂前，體現出辦事收費公開公平公正原則。

“規費條規”規定：“尋常詞訟一案，差役傳喚，無論原、被告人數多寡，原告支給差頭飯食辛力錢二千文(二兩)，被告支給差頭飯食辛力錢三千文”，“刑房送案開單，每案原告共給紙筆辛力錢八百文，被告共給錢一千文”，“尋常案件，刑仵下鄉斟驗，五十里以內者，原、被告各給夫馬錢四百文，各給飯食錢二百文;五十里以外者，照里數加增，最遠者以三千文為止”，“吏、戶、兵、工、鹽、倉、禮各房下鄉斟查，原、被告給夫馬飯食錢，均如刑房之數……”

粗略統計，僅民、刑案件每件各個環節收費至少17兩銀子。江油縣照此大大降低了的標準收費，每年辦案200件計收費可達3400兩，再加上契稅、公證、下鄉檢查等其他收費，估計有五六千兩之多。

這大筆收入，從《江油縣志》看，未納入省、中央財政預決算上繳，三分之一用作辦公雜費，余下約4000兩作為77名衙役工資補貼，每人再分配五六十兩是可能的。按當時中等生活水平每人每年需銀10兩計，一名縣吏一年列入國家財政預算的6兩工資加上縣財政補貼五六十兩，供養五六口人是沒有問題的。

這清朝時得工資也太少了些，難怪有這么多人選擇貪污的道路。連肚子都填不飽，怎么為老百姓做些實際事情。所以對于清朝的這些貪污事，我們只能做一個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