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啥時候失去尚武精神的
什么是尚武精神？在中國精英們普遍進入“婦女態”的同時，日本的精英們卻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這令當時來訪的大清學者極為震撼……
中國的文弱，普遍認為正是始于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于五代時期“槍桿子里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干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
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達到強盛頂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卜。
清初思想家顏元指出：“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并認為其根子里就是“千余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他甚至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著權力的臨幸。
中國雖然很早就獲得了制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著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日本的精英們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槍支和火藥的制作方法傳入日本后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
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泛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精英們，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卜，后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后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日本精英群體已然具有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70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茍且偷安混沌度日。
當梁啟超呼吁“中國武士道”的時候，革命派和立憲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飛、洪秀全，標準是種族革命;而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群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
在一個尚武年代到來之時，中國卻又悲劇性地陷入了“誰是我們的敵人”的難題之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傳統劇目持續上演，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