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秀，《水滸傳》中梁山好漢之一，江南人氏，自幼父母雙亡，流落薊州賣柴度日，有一身好武藝，又愛打抱不平，外號“拚命三郎”。

在薊州街頭因打抱不平與楊雄結拜為兄弟。三打祝家莊，石秀故意讓孫立捉住，混入莊內作了內應。盧俊義被困大名府即將殺頭，石秀一人跳樓劫法場，救了盧俊義的性命。

因為不認識城中的道路，被梁中書所拿，與盧俊義一同被打入死牢。梁山人馬攻打大名府后救出石秀、盧俊義。石秀作了梁山第八名步軍頭領，與楊雄駐守西山一帶，梁山好漢排座次時第三十三位。在征討方臘時戰死。

說起石秀，他不像梁山的大部分人那樣，或有顯赫的家世、或有較高的江湖地位、或是巨商富賈、或是政府官員，石秀就是一個在底層掙扎的普通小老百姓，甚至連個流氓都沒有混上。按現在的話說，其人生的比賽還沒有開始就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這樣的人要成功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好在石秀因打抱不平而結識楊雄，獲得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生活品質有了大幅改善，似乎開始有機會步入城市中產階級的行列，從而擺脫自己的底層弱勢地位。

不幸的是，由于楊雄的妻子潘巧云，在老公耳邊吹了幾句枕邊風，讓石秀失去工作，被打回原形。可見身處弱勢集團下的底層民眾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是極其困難的。

雖然，石秀撞破潘巧云偷情，只是個契機，更是個巧合，但也就是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緣故，也能讓石秀這類人失去該得到的東西。

以筆者看來，楊雄的老婆潘巧云應該算是水滸上第一大淫婦。就《水滸傳》三大淫婦的表現分析，我們不難得知，潘金蓮同武大郎確實不太般配，再加上受西門慶引誘，潘金蓮才春心萌動而出軌的，這里有個缺乏婚姻基礎的問題存在。

閻婆惜勾搭小白臉，宋江的性冷淡要負很大責任，更何況婆惜不過是個二奶身份，宋江并沒有給人家一個名份，這里有個心理生理不平衡的問題存在。

而這潘巧云卻是天性淫蕩，楊雄完全是個正常男人，也對她很好，潘巧云卻不僅勾搭和尚裴如海成奸，平日還風言風語挑逗石秀這個帥哥，不是風騷女子焉能如此？

尤其是巧云去報恩寺上香那段描寫，她讓所有和尚都盡顯失魂落魄，雖有巧云天生麗質的緣故，更有她有意賣弄風騷的因素。這般不安分守己之女子，有后來死于非命下場(盡管就現代法律意義說，她罪不當死，但古代此類事情大抵都如此)也就不奇怪了。

石秀識破了潘、海兩人奸情后，他一度非常為難，一方面是他的結義大哥，有事相瞞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畢竟這種事難以啟齒，也需要確鑿證據。就連武松當年對親哥哥也只能旁敲側擊，何況是異姓兄弟。于是，這件事竟成石秀的一塊心病。此時的海和尚也太過囂張，偷情不知收斂，竟一月總要找巧云10多次，終于有一天被石秀親眼目睹。

石秀實在氣得忍無可忍，就告訴了楊雄，并建議捉奸。沒料到楊雄酒醉在巧云那里露了口風，巧云就反咬一口說石秀調戲自己。楊雄一怒之下就把石秀趕出了家門。說到這，石秀的“忍”顯然是沒有做到位的，他忽視了潘曉云在楊雄心中的地位與能力。

此時的石秀，可以有好幾種選擇，一是他可以據理力爭，指出潘巧云的奸情事實，然后找證據找證人，說明自己是冤枉的，但這樣一來，兄弟的結義情分肯定受損，雙方臉上都不好看，試想楊雄丟了面子，也不會留石秀在身邊了。

二是委曲求全，承認錯誤，求楊雄給個“改正”的機會，“重新做人”，按石秀的性格不允許他如此低三下四;三是石秀暫且忍下這口氣，二話不說，理清賬目、告辭走人，待有機會再來糾錯平反。小說中，石秀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后者的方法。

我們說，石秀的選擇無疑是充滿智慧的決定。他盡管咽不下被冤枉這口氣，也很替楊雄不值，明明楊雄頭上戴了綠帽子，還被老婆玩弄于股掌間，多憋屈，怕就怕有一天死在潘巧云手上都不知所以然。但為了大局和長遠利益，石秀“忍”了一時之氣，離開了楊雄身邊。

與林沖的一味忍耐相比，石秀的暫時忍耐無疑是一種智慧。他在忍耐中謀劃，在忍耐中等待時機。石秀既然對潘、海兩人奸情了然于胸，自然也就知道海和尚是如何來會巧云的。于是石秀就先殺了探路的胡道，隨后用胡道的木魚聲引出海和尚，把他也給殺了，然后將尸體剝光扔在馬路上。這樣的做法，不僅讓潘巧云那婦人死得服氣，也使楊雄明白了真相，消除了誤會，鏟除了禍根。兩兄弟又和好如初，感情甚篤。

很多時候，寬容大度是一種美德;很多時候，忍耐謙讓也是一種高尚。但我們不能忘記了，一味的寬容，有時可能是溺愛或縱容;無原則的忍耐，有時也可能成為愚昧和膽怯。我們贊同的寬容，是有限度的大度;我們欣賞的忍讓，是有標準的謙和。

就石秀處理潘巧云的事來說，他把握了一條原則：人只有在忍耐中進取，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才能夠換來甘美的回報。無疑是十分恰當的、有效的、理性的和睿智的。一般來講，一個問題的出現，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處理、去解決，從結局的效果最優看，若能夠找到最佳方案，方是高手能人。

普希金曾說過，“請把高傲的忍耐置于心中：你們辛酸的工作不白受苦，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會落空。”在我的理解是，給忍耐一個目標，我們的生活，將會苦盡甘來。這是否也能夠成為我們今天探討石秀之“忍”的一種體會和收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