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有獎，自古已然。作家獲獎，名次雖分先后，高下立見，但孰優(yōu)孰劣，未必就此定論，也是自古已然。文學評獎，很難做到公平公正，作家拿獎，未必能夠孚洽眾望，那就更是自古已然。故而世人皆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其實了了者，名單可開一大串;應(yīng)該獲諾貝爾文學獎而竟然未獲者，名單更是一大串。但是，諾獎所以聞名遐邇，其獎金之高，很讓一些人眼紅不已，因而垂涎三尺。

中國的元朝至正年間，曾經(jīng)搞過一次文學獎，其實是一次詩歌大獎賽，其獎金堪與諾獎媲美。

那時，雖近元末，尚未天下大亂，東南沿海，物阜民豐，江南一帶，富甲天下。即使后來張士誠割據(jù)吳中，自稱誠王，政權(quán)相對穩(wěn)定，統(tǒng)治也相對寬松。張雖販私鹽出身，卻是一個文學老青年。

熱衷筆墨，雅愛詞章，很喜歡扎在文人堆里，箕坐飲酒，唱和嘯歌。他在蘇州設(shè)弘文館，開集賢館，高樓雅座，延攬文士，管吃管喝，善待禮遇。故而蘇、松、淮、揚地區(qū)的詩社活動，經(jīng)此提倡，風起云涌，煞是景氣。

張士誠還專程征聘元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為他的咨議參軍，主持文事。元之行省，就是行中書省，等于是中央派出單位;而參政，官至二品，在地方上是擁有相當權(quán)威的人物。饒介官大，遠不如他文壇領(lǐng)袖的名聲大。

饒介(1300-1367)，江西臨川人，字介之，自號醉樵。元末詩人，書法家，據(jù)錢謙益編《列朝詩集》稱，“釋道衍曰：‘介之為人倜儻豪放，一時俊流如陳庶子、姜羽儀、宋仲溫、高季迪、陳惟演、惟允、楊孟載諸輩，皆與交。’衍亦與焉。”時人評他：“書似懷素，詩似李白，氣焰光芒，燁燁逼人。”褒其詩曰：“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譽其字曰：“飄逸暢朗，清麗流放，神追大令(王獻之)。”張士誠入?yún)且院螅埥槎砰T不出，這就是文人的清高了。可這樣一位知名度高，號召力大，追隨者眾，影響面廣的文學大人物，販私鹽的張士誠肯定早有所聞，立馬拎了兩瓶好酒，封了一份厚禮，親自登門，請他出山。

饒介謙虛：一介微士，是做不來什么事的。

與那個視文人為敵的朱元璋不同，張士誠愛才如命，求賢若渴。只要先生大駕光臨，就令吳門蓬蓽生輝了。

據(jù)說，他加入張士誠政權(quán)以后，“采蓮涇上，日以觴詠為事。”在此期間，他周圍聚集了如高啟、王彝、楊基、張簡、徐賁、張羽……后來在文學史上稱為“吳中四杰”、“北郭十子”等一大批詩人，因為聲氣相投，因為同道契合，饒介成為他們的精神領(lǐng)袖，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有了這次聲勢浩大的文學大獎賽。大江南北，報名響應(yīng)，應(yīng)征作品，紛至沓來，成為當時文壇一大盛事。

張士誠是個好熱鬧的人，最怕冷冷清清，饒介是個大氣派的人，最怕?lián)笓杆彼保谑牵鲥X，咨議出面，官員染指，文人插手。詩這個東西，說到底，不過“神馬浮云”，但錢這個東西，卻不是水中之月，那些日子里的蘇州城，成為詩的世界，也成為錢的世界。任何評獎的最后，都是和實際利益掛鉤的。

連后來官修的《明史》，都記載了這次的元朝文學獎。“臨川饒介，為元淮南行省參政，豪于詩，自稱醉樵。嘗集大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啟次之，白金三斤，次楊基，猶贈一鎰。”現(xiàn)在已弄不清楚評獎當時的情況，有無貓膩，是否紅包，但一等獎的獎金，與二等獎的獎金，其相差之懸殊，令人匪夷所思。元、明時的市制一斤，約合公制600克，雖同為一餅，各重三斤，為1800克。按照近日菜市口百貨商店的黃金飾品柜臺售價，黃金一克，價358元，白銀一克，價8元。這就是說張簡的一等獎，為人民幣64.44萬元;稍高于本屆茅盾獎的50萬元，稍遜于每年漲價的諾獎100萬元。而高啟的二等獎，則是笑話了，僅合人民幣約14400元。64萬比1萬，要是放在當下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里，不知該有多少網(wǎng)民奮起“拍磚”？

張簡的《醉樵歌》，當然寫得也是氣勢磅礴，但讀得出來，這是一首為手不釋杯的饒介量身定做的詩，或許是他得于高置榜首的原因吧？但中國人都知道，在明代文學史上，得二等獎的高啟，才是大明王朝第一流詩人。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認為高啟為明初最杰出的詩人。胡應(yīng)麟在《詩藪》中，認為高啟為明初“吳詩派”的開山鼻祖。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更是高度評價高啟：“啟天才高逸，實據(jù)明一代詩人之上。”

因此，一過性的文學獎，其時效意義對文學本質(zhì)而言，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浪花泡沫，看似喧囂，很快也就隨風而逝。至于文學的優(yōu)劣，至于作家的高低，只有時間，而且是相當漫長的時間，才能作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