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內憂外患，民族矛盾越加嚴重，階級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國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強東弱的客觀形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治體制竟一波三折，引發一系列錯誤，更使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趨緊張，多重矛盾交織，形成了積貧積弱的惡性循環。

由于第二次鴉片戰爭處置不當，咸豐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莊，最后死在北京故宮之外。在繼承人問題上，咸豐帝的遺囑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隱患。他一方面考慮到皇后無子，貴妃幼子繼承大統，將會出現皇后與母后專政間的矛盾，他設想出一個八大臣贊襄、兩宮皇太后各執一印(皇后用“御賞”印、那拉氏代載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體制，以求達到互相牽制的效果，這是咸豐帝死前的精心安排。誰曾想到，他將六弟奕訢排除在體制之外，使之不能參與朝政，這就開啟了政局不穩的先兆。

咸豐帝死后，肅順等贊襄王大臣深知身為皇子生母的西宮那拉氏潛在的政治危險，就采取了“抑西揚東”的策略，從禮儀封號上先后為東宮、西宮封號，以示嫡、庶之別，通過對西宮的貶抑，以圖分化兩宮皇太后。迫于情勢，西宮慈禧太后不僅主動拉攏東宮慈安太后，還聯合此時在京師與英法聯軍談和的恭親王奕訢，內外聯手，最后除掉了肅順等八大臣，不僅使雙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續。同治初年，奕訢以議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實握相權。慈禧太后實握帝權，把持朝政，出現了帝、相、后并存的政體，這種以太后之尊聽政的慈禧慈安兩太后、年少軟弱的載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間構建的三角政治格局，既有臨時穩定的因素，從長遠看又使清廷最高層具有一種不穩定的因素。

慈禧和奕訢之間在達成某種默契的同時，也潛伏著一種難以消除的權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禮儀之名，取消議政王名號，收回了相權。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宮“垂簾”，獨攬朝政。為進一步去除絆腳石，在1884年中法戰爭酣戰之際，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為名將其逐出軍機處，重新改組軍機處。沒有了任何制約和牽制的慈禧太后更加無所顧忌，為所欲為，內政外交更加腐敗。

1889年，光緒帝大婚，慈禧太后歸政，光緒帝成了外國人眼中的“國家元首”，但名不符實，實際權力仍然掌控在慈禧太后手中，這樣就形成了以慈禧為首的后黨、以光緒為首的帝黨，且矛盾重重。慈禧太后惱于光緒帝借維新之名行奪權之實，欲將其廢弒，并根除維新派。后來，更傳言西方列強欲迎光緒帝歸政，慈禧太后才想假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報復西方列強。最后落了個自身西逃西安、京師浩劫、國家蒙羞的結局。

慈禧太后病死前，遺命溥儀之父載灃攝政監國，光緒帝的遺孀隆裕為太后。這一格局與咸豐帝死前的“贊襄與太后”的格局何其相似。載灃竭力鞏固攝政體制，更加劇了政治體制的矛盾。載灃為加強中央集權，決定拿北洋大臣袁世凱開刀，加上猜忌日久，急欲除之而后快。張之洞力勸恐激生他變，載灃猶豫寡斷。隆裕太后命袁世凱回老家去養“足疾”，怎會想到幾年之后就是他逼孤兒寡母退位呢？

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集團權傾東南，坐擁半壁，開始出現內輕外重的局面，但仍能維持滿漢統治階層長期合作的統治格局。而到了載灃攝政時期，滿族權貴集權于內，排斥漢族官僚于外，至此，滿漢統治階層的矛盾激化，漢族地主官僚出現了離心傾向，滿漢合作局面出現重大裂痕，且難以縫合。針對于此，漢族官僚為自身利益開始為立憲運動推波助瀾。加之載灃集團的腐敗，滿族親貴四面楚歌。

咸豐帝為求皇權平衡，搞出來一個贊襄大臣與皇太后共同輔佐幼帝的政治體制，實為求互相牽制，但最后以祺祥政變完局。出現了一個帝、相、后并存的體制。慈禧太后從借助相權、利用后權，到最后形成一人專制。看似權力穩固，實則使內政外交更加腐敗。與皇權體制相呼應的就是中央集權問題。咸豐帝為扶大廈于將傾，始起用漢族官僚集團;慈禧太后殺肅順等八大臣，但殺其人而不廢其策，終于躲過太平革命一劫。但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滿族親貴在把控中央集權的問題上，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并且輸得血本無歸，最后袁世凱竟成了一時的最大贏家。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父親載灃時寫道：可以看出對他來說，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沒有殺袁世凱，只能是個戰術問題，而清王朝是輸在了戰略上，他們犯的是戰略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