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盜墓歷史上軍閥一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往往為了籌集軍 費才干起此等人神共憤的事情，比如三國時期的一方豪強曹操，又比如隋朝末年的義軍領袖竇建德，又比如明國時期的孫殿英。軍閥勢力往往割據一方，手下兵多將廣，有自己的勢力，做起盜墓的勾當來自然更加無法無天，光天化日之下聚眾掘墳挖墓實屬平常，破壞性也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當然在這些參與過盜墓的軍閥中，最臭名昭著的莫過于唐末、五代時期的溫韜，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肆挖掘皇陵，偷盜珍寶無數，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盜墓賊，可謂引領了我國歷史上第二波盜墓惡潮。唐朝末年，唐王朝已經朝不保夕，再也沒有余力保護自家祖宗皇陵，到了更加紛亂的五代時期，很自然地就出現大規模的盜墓活動，溫韜將盜墓活動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階段，空前絕后。

溫韜之所以在盜墓的諸軍閥中最為人垢病，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溫韜盜墓動機極為卑劣， 為滿足自己陰暗的偷窺癖心理而盜墓。 溫韜盜陵的主要時間發生在他節度使任上，這時他并沒有多大的軍費需求，就算有也不至于到了挖陵掘墓的地步。溫韜盜墓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種偷窺癖心理，即想知道陵墓這些最隱蔽的場所都有些什么，他難以抑制自己內心的獵奇的沖動。另外，之所以說溫韜盜墓可能是因為一種變態的心理，是因為溫韜偷盜成癮，就算位居節度使之后，他還頻頻光顧民家，見有值錢的東西就偷走。按照現在心理學的解釋，“盜竊成癮”實際上就是“盜竊癖”，是一種心理疾病。這種患者大多是內在需要得不到滿足或者缺少他人認可，當他們發現盜竊既能快捷地獲得物質收益，還能獲得興奮愉悅的成就感時，就會形成一種習慣性行為。溫韜就是這樣一個心理疾病患者，在沒有任何約束的情況下他把盜墓當成了滿足自己陰暗心理的途徑。

第二，溫韜所盜陵寢最多，堪稱有史記載之最。在他任節度使的7年時間內，唐朝諸帝的18個陵寢他一個都沒有放過。這一方面是因為唐朝皇帝的陵寢過于集中方便他盜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個人過于膽大包天。 光耀萬世的唐王帝國一共有21位皇帝，建有20座皇陵，位于陜西關中地 帶的是其中的被統稱為“唐十八陵”18座陵墓，即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簡陵、靖陵。在這18座陵墓當中除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的乾陵得以幸免之外，其他每一座皇陵都被他盜掘過，其中包括唐太宗的陵墓昭陵，史籍上說：“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對于昭陵的盜取，可以說是溫韜盜墓生涯中最喪盡天良的一次，但對他自己而言卻是收獲最大的。據說，當時溫韜從昭陵中盜出的寶物用車拉馬馱，在動用了幾千士兵的情況下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弄完。

第三，溫韜對盜墓最不以為恥，甚至反以為榮。歷來，盜墓都是不能饒恕的重罪，更何況是對皇陵的褻瀆，即使在混亂的五代時期，依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原諒。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溫韜居然還敢將自己的盜墓陵墓所起獲的寶物一一登記造冊，并且公示天下，行為乖張程度令人咂舌。

第四，溫韜人格最為卑劣。在古代人們講究忠義，但溫韜卻是一個朝秦暮楚、反復無常的小人，無論人們如何奚落、唾罵他，他依舊我行我素，可謂無恥之極。在《三國演義》中張飛稱呂布是“三姓家奴”，這溫韜絕不止三姓，只要一見風頭不對他就會立馬給自己換一個主子，有時一個姓甚至要姓好幾次。例如公元901年，朱溫攻打李茂貞，溫韜本是李茂貞的養子，見形勢于己不利，二話不說就投降了朱溫。結果不久，朱溫撤兵，他又歸附李茂貞。溫韜除多次換主子之外，還做過為保自己平安，殺害朋友的事情。

第五，盜墓卻又懼怕鬼神。盜墓成癮的溫韜居然害怕鬼神說出來可能 沒有人信。但確實是如此，還因為這一點乾陵才得以保存。文獻記載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溫韜準備挖掘乾陵的時候，忽然風雨大作，改期之后繼續挖掘還是風雨交加，讓他以為是鬼神守護乾陵，讓他提心吊膽，最后放棄了對乾陵的盜掘。看樣子做多了虧心事還是會害怕的，哪怕他是最大的盜墓賊。

這樣一個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的盜墓賊，肯定不會有什么好下場。他最終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所殺。因為留這樣一個反復無常的小人在身邊實在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他今天可以認自己做干爹，明天又會有一個新的爹;今天他盜掘李家王朝的陵墓，搞不好過了一天他又會盜自己祖墳。這樣的人在和平時期沒有任何的利用價值，任何統治者不會傻到因為他的賄賂而重用他的地步，想要他盜取的珍寶，殺了他然后抄家就可以，何必養虎為患呢？這就是史上盜掘陵墓最多的節度使遭的因果報應。